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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张爱玲弟弟的冷清一生
作者:闫红闫红


张爱玲小时候,家里使的女仆,有很多是安徽人,唤作“张干”“何干”等等,《合肥四姐妹》里关于女仆也是这样称呼,看来是俺们家乡当时对于女仆人的流行叫法。

带张爱玲弟弟张子静的,叫做张干,是一个刻薄厉害人,觉得自己带的是个男孩,处处要抓尖占巧,带张爱玲的何干亦因自己带的是女孩而心虚,总是让着她,张爱玲受不了张干重男轻女的论调,与她争执起来,张干便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在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

“独”这个词,也是俺们家乡方言,小时候家里常有亲戚走动,有的还要小住几日,挤到我的小床上来,我辄有烦言,老妈就骂我“独”,我的理解,“独”凤凰彩票的意思就是孤僻、个性强,对自我与他人的领地界限分明。

所谓三岁看到老,张干的眼光也算刻毒了,不过她落笔那句“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则让人大不以为然,俨然将弟弟当成未来的户主,张爱玲不过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户主尚未得道,鸡犬已经升天,这是张干强悍的基础。

也休怪张干张狂,就是现在,男尊女卑的论调也大有市场,但是,具体到张爱玲家中,张干还是看错了风头,这个家庭许多方面延续旧有的风气,只是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像她想像的那样。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自己就因嫡母重男轻女,受了不少委屈,等到她成为一个家庭的主母,下定决心改变这一状况。她坚持把张爱玲送进学校,张志沂不同意,她就像拐卖人口一样,推推拉拉的愣是把张爱玲送去了。对于张子静,她想着反正有他父亲管他,一个独子,总不会不让他受教育,不曾想,张志沂非但没有她以为的重男轻女之思想,他连起码的儿女心都没有,嫌学校里“苛捐杂税”太多,“买手工纸都那么贵”,只在家中延师教儿子读书。

母亲不管父亲不问,张子静是夹缝中漏下的孩子,虽然他生得秀美可爱,有着女性化的大眼睛、长睫毛和小嘴,但是,一来他自小身体不好,二来他在无人问津的缝隙中长大,生成窝囊憋屈的性格,远不像他姐姐发展得那样充沛,在父母亲戚的心中有分量。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经常在一起高高兴兴做游戏,扮演《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一个叫月红,一个叫杏红,张爱玲使一把宝剑,张子静使两只铜锤,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他们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每次看到这段描写我都能听到那亢奋的稚嫩的呐喊,橙色的夕阳在身后落下,背上有涔涔的汗,这会儿早该凉了吧?那是太久远的童年。

童年时候,张爱玲是喜欢这个弟弟的,他的秀美,他的笨拙,使他像一个很有趣的小玩意,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张爱玲别无选择,随着她长大成人,世界日渐宽广,她对这个弟弟越来越生疏了。

后来张爱玲的父母离婚,张爱玲上了住宿中学,放假回来就听众人讲述弟弟的种种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而眼前这个弟弟确实看上去很不成材,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许多不入流的连环画来看,人倒是变得高而瘦,可是因为前面的种种,这“高而瘦”非但不是优点,反而使他更不可原谅了。

张爱玲比谁都气愤,激烈地诋毁他,家里的那些人,又都倒过来劝她了。也许,他们原本不觉得他有多恶劣,他确实不够好,但他们所以要说他,也不过是没话找话罢了。张干的错觉早就被打破了,张子静在家中的地位江河日下,多少年前,母亲出国留学,姨太太扭扭搭搭地进了门,她看张子静不顺眼,一力抬举张爱玲,固然是因为将张子静视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她一定认为自己将来也会生出儿子来吧——但如果父亲对张子静态度足够好,这善于看人下菜的堂子里出来的女人,起码一开始,是会假以辞色的。

现在,继母孙用蕃也看出来这一点,张志沂看重张爱玲,张爱玲也像贾探春一般自重,招惹她很可能把自己弄得下不了台,还是施以怀柔之道加以笼络比较好。对于张子静,就不用那么客气了,前面说了,张志沂没有儿女心,张爱玲得父亲那点宠爱,是因为她聪明过人才华出众,和文学功底极深的父亲能够契合,又能满足他一点儿虚荣心,张子静没有这个优势,各方面表现平庸的他,倍受父亲冷落。

张爱玲说孙用蕃虐待他,具体情形不得而知,她说了一个事例,在饭桌上,张志沂为了一点小事,打了张子静一个嘴巴,张爱玲大大一震,眼泪落下,孙用蕃笑了起来,说,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

张爱玲丢下碗冲到浴室里,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眼泪滔滔地流下来,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她自己都觉得像电影里的特写,我更觉得,这夸张的表情,有一半是因为她还没有跳出那个爱好罗曼蒂克的时代,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皮球从窗外蹦进来,弹到玻璃镜子上,原来是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早就忘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张爱玲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那之后不久,张爱玲和父亲继母彻底闹翻,搬到母亲那里,夏天里弟弟也来了,带着一只报纸包的篮球鞋,说他也不回去了,一双大眼睛吧嗒吧嗒地望着母亲,潮湿地沉重地眨动着,是这样无助,但他的母亲是一个理性的人,不可能像无数有热情而没有头脑的母亲那样,把儿子搂在怀中——死也死在一起,这是一句多么愚蠢的话。黄素琼是冷静的,她很有耐心地解释给他听,说自己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育费,这个名额已经被他姐姐占据了。张子静哭了,张爱玲也哭了,但我还是怀疑母亲给张爱玲活生生地上了一课,让她学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保持理性而不是动用激情。

张子静回到了父亲的家,有很多年他一直在父亲家中,张爱玲在小说《茉莉香片》里虚拟过他的生活状态,把他描写成一个阴郁懦弱到有点变态的人,精神上的残废,张子静晚年时将张爱玲小说中人与现实人物一一对号入座,唯独对这篇小说不置一语,他大概不愿意接受这样一种描述吧。

而我的感觉张子静没有这么惨,也没有这么狼狈,也许如张爱玲所说,他是惯了的,“阴郁”“变态”还是一种挣扎,徒劳无益,只会伤到自己。这些年来,张子静早就找到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按照别人的眼光,把自己变得渺小,变得对自己也不在意。这种“自轻”是他的一件雨衣,替他挡过父亲继母的伤害,他还经常穿着它来到姑姑家,像一只小狗,凑近不属于它的壁炉,为了那一点儿温暖,不在乎头上的唾沫和白眼。

姑姑不喜欢张子静,尽管他那“吧嗒吧嗒”的眼神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她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完美主义者,她不喜欢他,也不肯对自己装善良。张子静深知这一点,她的冷淡是摆在脸上的,“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影响比较深……因此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距离。”

有次张子静去看张爱玲,聊得长了点,不觉已到晚饭时间,姑姑对他说:“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张子静慌忙告辞,姑姑虽然在英国留学,但这做派,倒是一种德国式的刻板。

张爱玲对张子静的态度有点特别,她有时对他也不耐烦,经常“排揎”他,张子静跟一帮朋友办了份杂志跟她约稿,这位姐姐居然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不能给你们这种不出名的杂志写稿,坏我自己的名声。但是,另一方面,她也不是不愿意跟他聊天的,电影、文学、写作机巧……她说想要积攒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并把它记到本子上的,而想要提高中英文写作能力,可以把自己的一篇习作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再由英文翻译中文,如是几遍,必然大有裨益。

张子静似乎从没有从事写作的抱负,张爱玲跟他说这些,与其说是指导弟弟,不如说是她需要有个听众,毕竟,写作之外还有生活,她的生活太寂寞了。投奔母亲之后,她发现了她和母亲在感情上是有距离的,姑姑则既不喜欢文人,也不喜欢谈论文学,炎樱颇有灵性,但中文程度太浅,唯有这个弟弟,虽然有点颓废,有点不思进取,但是他听得懂她的话,有耐心听她说话,她在他面前是放松的,所以,在她成名之前,她经常这样带着一点点居高临下的口气,和他谈天说地。有时,张子静也和她说点父亲和继母之间的事,她只是安静地听,从不说什么,但我觉得这静听的姿态就是一种怂恿,她对那边的事,不是不感兴趣的。

张爱玲成名之后,张子静再去看张爱玲,十次有九次见不到她,张爱玲骤然忙了很多,后来又有了更好的听众胡兰成,但是,偶尔见到一次,张爱玲还是会在这个弟弟面前露出她最放松的一面,比如,告诉他,有外国男人邀请自己去跳舞她不会跳等等。

在张子静的眼中,这个姐姐很特别,也很优秀,没有了童年时小小的妒意,他接受了老天的安排,愿意在她的光芒里来来去去,而张爱玲的心路历程要复杂得多,她的少女时代,被表姐评价为一个又热情又孤独的人,热情来自天性,孤独源于多思,从父亲那儿逃出来,她孤注一掷地跟了母亲,许多年来,母亲在她心中都是个富有感情的形象,她以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她,有个这个印象在前,她不免按照这个印象行事,结果却令她错愕。

比如说,一开始,她跟母亲要零花钱,自以为是一件“亲切有味”的事情,母亲这方面,感觉却与她大相径庭,前面说了,母亲对她的投奔,并不是欣然接受,黄素琼就那几箱子古董,她所干的营生不赚钱,跟坐吃山空也差不多。她是一个敏感的情绪化的女人,原本就是咬着牙对为张爱玲做牺牲,看这个女儿笨笨地毫无长进不说,还三天两头带着愚蠢的自说自话的孜孜然的表情来找她要零花钱,不由烦躁起来。“我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同时毁掉的,还有少女张爱玲对于这绝对光明的世界的毫无保留的信任,这使她从此充满了警惕,母亲的光环所以消失,第一是这世上本无仙女,第二是让她把母亲当成仙女的距离取消了,所以她在和弟弟打交道时,会有意无意地保持距离,不刻意扮演自己力不能及的形象,既然这世上,没有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的,何必离得太近,让彼此都穷形尽相。

母亲给她带来的是幻灭,姑姑对她的影响是真实,姑姑说话做事,永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不会表演和蔼,也不假装亲切,你可以说她不矫情,但不矫情,有时也会显得没弹性。除了这两点影响,我觉得张爱玲也另有一些想法,那就是,她对这尘世的情意太珍重,她试图用距离延长保鲜期,不幸的是,就这么一路“距离”下去,量变到质变,距离便不再是一种“手段”,变成了生活态度,用张爱玲的话,是与生活本身都有了距离,也算一种悲哀。

虽然父亲反对张子静到学校里,后来还是送他上了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张爱玲也在这学校上过一阵子,对于教学水准评价不高,不像香港大学那样保护学生创造性思维,尊重学生的个性,但不是每个学生都介意这些的,张子静安安生生地读到毕业。

一九四六年,张子静随着表姐和表姐夫进入了中央银行扬州分行,待遇还不错,足够自食其力还有节余,但张子静染上了赌博的恶习,不但搭进了钞票,还搭进了身体。

貌似张子静和乃父颇为相似,但我还是觉得他比他父亲更值得原谅和同情,他自小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自然不知道理想为何物,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势必随波逐流——我凭什么为什么克制自己的欲望?何况张子静性情和善,不愿意与别人有异,现在好容易有人愿意带他玩,他当然不会很有个性地拒绝,从张子静后来很容易就戒了赌可以看出,他对这一“业余爱好”的忠实度也很低。

解放前,张子静回到上海,黄素琼也从国外回来了,住在姑姑家中,她叫张子静过几天去家里吃饭,还问张子静要吃多少饭,喜欢吃些什么菜。张子静去的那天,姑姑上班去了,张爱玲也不在家,家中只有母子二人,家里安安静静的,原该有一个柔情涌动的气场。但是黄素琼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理性者的刻板,她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张子静的饭量和爱吃的菜是否符合他以前所言,二是问张子静工作情况,教导他应该怎样对待上司和同事。

张子静说,这顿饭无疑是上了一堂教育课,几天后,因为张子静在舅舅的生日上没有行跪拜之礼,又被母亲教育了一通,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不是漠不关心,却只关注些皮毛,为什么不问问他在想什么,打算过怎样的生活,目前的困惑是什么?若是不能如此高蹈,是不是可以问问他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打算啥时候结婚生孩子,就像一个最絮叨的老妈那样,也许他当时会有些烦,但在以后漫长而孤独的岁月里,他但凡想起,必觉得温暖。

可惜黄素琼不习惯这种家常的表达,就像张子静小时候,母亲逼着他和姐姐吃牛油拌土豆一样,她很科学地只注重营养,味道如何,则不在她的关注范围内,难道,她所向往的西方人都是这样一板一眼地生活着吗?

张子静也曾请求母亲留下来,找一个房子,跟姐姐和他共同生活,黄素琼淡漠地说:“上海的环境太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的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上海的“滚滚红尘”隔开了母子亲情,一九四八年,黄素琼再次离开上海,一九五七年,病逝在英国。

她的这份洁癖,遗传给了张爱玲,一九五二年,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打算从这里去美国,行前,不知道是不凑巧还是基于安全考虑,张爱玲没有告诉弟弟,某日张子静一如往常地来看望姐姐,姑姑拉开门,对他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就把门关上了。

张子静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穿着新时代的人民装,他被不愿意穿人民装的姐姐抛弃了,他的悲痛是多么空洞,在热闹的人流中,在长大成人之后,他猝不及防地,又做了一次弃儿。

张爱玲对于弟弟,是有感情的,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也不能说没有爱,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爱又如何?她们把自身的清洁,看得比感情更重,因为感情里会有他人的气味,有一点点的污秽感,当她们发现那黏叽叽湿乎乎的“雾数”可能打这里上身,马上就换上凛然的表情,步步为营地,避开了。

张子静贴不上她们,只好转过头,还去找父亲和继母,在张爱玲的描述中,这位继母仿佛非常残苛,但是,那几个片段代替不了全部,我们用平常心看过去,她对张子静,最多不太好,也算不上虐待。再说许多年处下来,怎么着都会有点感情,孙用蕃是比黄素琼、张爱玲她们庸俗,但庸俗的人,对距离不敏感。

张子静跟着父亲和继母过了很多年,中间亦问题多多,比如说张志沂对自己慷慨,对儿子却吝啬之极,加上经济状况江河日下,他为了省钱,干脆不提为儿子娶亲之事,非但如此,有次张子静从扬州回上海出差,张志沂看他带了许多出差经费,就以保管为名要了过来,过了一些日子,张子静找他要,他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已经花掉了呀!

相形之下,孙用蕃还有人情味一点,张志沂去世后分遗产,孙用蕃将青岛房租的十分之三分给张子静,怕他不同意,特地问他有没有意见,张子静说没有,他有工资,虽然太过微薄,不能奉养她,但至少不想动父亲留给她的钱,孙用蕃听后很是欣慰,说这些钱存在我这里,以后我走了还是会留给你的。

这话像是面子上的话,但她拿张子静当继承人是真心的,即便是那样一份很薄寒的遗产。

解放后张子静在上海人民银行干过一阵子,后来改行做中小学教师,教语文和英语,常年在郊区学校生活,不过,孙用蕃这里,仍然被他视为落叶归根之所。孙用蕃年老无人照顾,一度想与她弟弟同住,将十四平米的小屋换成大一点的房子,让她弟弟做户主,遭到张子静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么一来,他退休就没法回到上海市区了。孙用蕃的弟弟很不悦,指责张子静不孝,但孙用蕃知道他说得是实情,她没有像黄素琼那样我行我素,就此作罢,不久张子静的户口迁回市区,落在了孙用蕃的户口簿上。

经历了那么多人世风雨之后,孙用蕃和张子静这两人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相依为命,他们一直离得太近,难免会相互扎伤,可是疼痛也能证明自己不是孤单单地存活在世间。是要这不洁的带着气味皮屑的细琐烦恼,还是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空旷与清洁?如果只能两选一,我会选前者,千疮百孔的爱也是爱,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与父母手足,亦有这样那样的龃龉,有多少爱,不是恩怨交加,真的爱,就对“雾数”没那么害怕。

一九八六年,孙用蕃也去世了,寂寞中的张子静,唯有从报纸上追寻姐姐的一点音讯,一九八八年,有消息误传张爱玲也已去世,张子静忙去有关部门打听,这才辗转和张爱玲联系上。张子静给姐姐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今已不得而知,但幸运赛车平台张爱玲的回信里面有这样的句子:“没有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又说到“其实我也勉强够用”,我怀疑张子静的信里,也有向张爱玲求助之语。张子静不是个很善于经营自己的人,一生都无甚积蓄,在农村中学教书时,想在当地娶个老婆都没有实力,退休工资也只够一个人生活,对于这位身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姐姐,也许是抱了一点幻想的吧。

张爱玲说“没有能力帮你的忙”,也许是实情,不过张爱玲去世时,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了她的朋友宋淇夫妇,也许她没有想到她的遗产——主要是文稿版税那么值钱,但连给弟弟一点纪念的想法都没有,张爱玲这个人真够绝的。

张子静的晚年,是在孙用蕃留给他的那间十四平米的小屋里度过,不管两人感情真相到底如何,起码没有从继母手中接过来的这份“遗产”,张子静在上海市区恐怕很难有个栖身之所,将这事实本身与张爱玲的冷淡对照,再想当年张爱玲为弟弟不平的那些文字,怎不让人感慨系之。

不过,张爱玲也不能说对这个弟弟无所馈赠,在那些寂寞时日里,想到这个姐姐,仍觉得是家族与本人的一份荣耀,他甚至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作为张爱玲最为亲近的人,把别人永远无从知道的,跟张爱玲有关的情节说出来。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书:《我的姊姊张爱玲》,大部分内容由他口述,他说起姐姐,固然是有一说一,言及自己,也是这样诚实,一个沧桑者的诚实,让笔者生出这如许多的感触。

因为受到误传的姐姐去世的消息的触动,张子静想到,姐姐长期幽居,万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谁能及时相助?而自己一人独居,情况不也相近,从那之后,他白天都把小屋的门开着,邻居进进出出,路过都会探一下头。

不知道张爱玲有没有这种恐惧?就算有,她也不会把门打开,到了她的晚年,精神洁癖愈加严重,相对于清洁宁静,生死都是小事了。一九九五年九月,张爱玲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她没有和任何人联系,把重要的文件都装进手提袋,放到门边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安然等待死亡的到来,几天后,她在睡梦幸运赛车平台中去世。

张子静在大洋这边得到消息,大脑一片空白,后来他找出姐姐的书,一翻就是那篇《弟弟》,重温那些熟悉的文字,他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姊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虽然姐姐并无太多关照,几乎如同陌路,张子静亦做厚道的理解,说,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总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祗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我敲下这段引用的话,一字一句都觉得震撼,为这样一个弟弟这最后的心迹,他的一生平庸而温厚,作为一个配角穿梭在亲人的生命之中,虽然他不是作家,却提供了“这一个”弟弟形象,牵动着多年之后,我这样一个同样是“姊姊”的读者的感情。

就在张爱玲去世的第二年,张子静去世,没有文字描述他去世时的情形,希望不要像他姐姐那么冷清,因为,他是一个有点怕冷的人。

本文参考资料:《我的姊姊张爱玲》季季张子静著

《童言无忌》 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