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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台湾曾遭打击 其文章被指为“毒素思想”

  已故国学大家季羡林,曾于改革开放后来到台湾,特意前去拜谒安葬在南港墓园的恩师胡适,并动情地写下《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历数恩师生前对他的欣赏、爱护、奖掖之恩。同时又写道,胡适晚年在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算是得到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适称心的日子”。 作为一代大学者,胡适晚年在台湾,果真“舒适称心”吗?如果季羡林先生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可以肯定地说,他不但不会这样写,而且还会蹙眉疾首、扼腕叹息了。

  新中国成立后,胡适去国赴美流亡。由他担任发行人的台湾《自由中国》杂志,在坚持反共同时,也对当局有所批评,结果不断受到压制和打击,这让远在美国的胡适颇为苦痛。而当他返台讲学,由于一些言辞不符合台湾当局心意,结果被当局通过报纸严加驳斥,并专人送递胡适手中。胡适颇为气愤,他拿着报纸激动地说:“是谁叫写这些东西的,我看到这些文字垃圾,感到十分伤心。”一方面邀请回台讲学,一方面搞小动作,这怎能不让胡适伤心激愤。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1956年10月,为给年届七十的台湾执政者蒋介石祝寿,胡适为《自由中国》撰写文章,通过述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事例,劝告蒋介石做一名“无智、无能、无为”的领袖,意思无非是多发挥部下智慧,自己省心省力,以达事半功倍之效。结果“荃不察余之衷情”,被蒋介石认为是“三不”“三无”谬论,即“不反共,不革命,不负责”和“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直言“按照胡适说法,干脆投降共产党算了”。随即岛内御用报纸杂志连篇累牍展开批判围剿,指称“长居国外的所谓知名学者”,“伪装民主自由”,企图“思想走私”,“分化国人团结”,“意图削减领袖对于反共抗俄的领导力量,企图制造颠覆政府的条件,摧毁反共抗俄的根基”。台湾军方还发出“极机密特字第99号”《特种指示》,指责胡适文章是“毒素思想”,其后更是印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小册子,直指胡适“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一时攻击文章铺天盖地,围剿舆论为之汹涌,执着反共的胡适,竟然被台湾当局当成是和共产党一样的洪水猛兽,这让胡适在气愤之余,顿生“我本将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之慨。

  为此,尚在美国的胡适给友人写信道:“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愤懑之情,溢于言词。

  1958年4月,胡适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台湾当局表面十分礼遇,场面很是热闹。但就在第二天,有人送来一本名为《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其中收录四篇文章,借“学术研究”之名,对胡适进行谩骂和人身攻击,说什么“理想的胡说的领袖=无智+无能+无为+外国大学生=胡适”。有的攻击胡适当年倡导打倒孔家店,是“攻破民族精神堡垒”,说胡适当年反孔反文言文,把大陆的人心搞乱,为共产党铺路,因而使得国民党丢失了大陆。甚至建议把胡适“空投”到大陆,去“祸害”大陆人民。更诡异的是,台湾当局一边明令查禁小册子,一边又纵容小册子大量公开出售,每册定价五元,赤裸裸地对刚返台的胡适一个“下马威”!

  其后,胡适又卷入蒋介石连任问题的漩涡中,他从实幸运赛车平台行民主、遵守“宪法”出发,通过各种渠道,甚至当面劝说蒋介石“不要修宪,不要三连任”。但都被置之不理,并被当局派人劝告不要反对。最后,胡适妥协,不仅出席大会,还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见证蒋介石成功三连任。其内心尴尬,可想而知。

  最为严重的冲突,发生在1960年9月。胡适好友、《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被捕,并以“煽动叛乱罪”判处10年徒刑。其间,胡适通过报纸公开声援雷震,无用;通过他人求情,无效;当面向蒋介石陈述,不理;又联合其他45位知名人士上书要求特赦,无果。对此,胡适连呼“大失望,大失望”,连日在家中以打纸牌解闷度日。友人来访,谈及雷震案,胡适脸色苦痛,垂头不语,以致大病56天。

  不仅如此,警方还派人在胡适门口蹲守,对来访客人进行盘查,这让胡适十分难堪,又很无奈。最后,胡适向警方承诺,对来访客人自行登记,供警方检查。这样的事,胡适一直干到去世为止。

  最后一次围剿发生在1961年11月,胡适在一次《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中,老调重弹,颂扬西方现代文明,攻击东方古老文明,以致苛酷指责中华民族固有文化。此举引起轩然大波,知名学者徐复观教授发表文章《东方人的耻辱,中国人的耻辱》,直斥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其他报章杂志也加入进来,否定和攻击胡适,说他诬蔑中国文化,“是文化买办在洋大人面前讨好的表现”。一时攻击批判围剿文章满天飞,更有人在台湾“立法院”提出质询。

  对此,胡适十分伤心气愤,他指着围剿文章对友人说:“你看,这说的什么,这样的轻佻浮薄!再看这儿,简直瞎闹,这还算是捧我的一篇!”友人回忆道,胡适一面说,一面用笔把对他批评的文字画出来,很不高兴。他再翻开另一长篇,更是不断地说,不断地画,脸色苍白,心情更为激愤,末了,他指着文章说:“真是下流!”他对友人愤愤地说:“他们要围剿我胡适,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我胡适住在台北,与他们有什么坏处!”胡适也因而心凤凰彩票脏病骤发,最后一次住进医院。而且谁也没想到,这次文化围剿,直接导致了他生命的终结。

  3个月后,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有人提及这次围剿事件,使得欢快的酒会笼罩上了无形的阴霾。胡适强压愤懑强装乐观地说:“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说这番话的时候,胡适显得十分激动。他已经感到不适,但还勉强支撑。酒会结束,他强撑精神和来宾、记者寒暄送行,终于脸色骤变,身子一晃,倾身倒在地上,最终因心脏病骤发不治去世。所以有人说,胡适是被气死的。

  胡适在台期间,台湾当局表面对他十分尊重礼遇,酬酢,宴请,献花,祝寿,垂询,做大会主席,到处发表演讲,会见外国友人乃至元首等,表面十分风光。而他死后哀荣备至,当局为他修建豪华墓园,政府要员、各界名流及平民等前往致祭,75个单位参加公祭,10万民众前往祭吊和路祭送殡,灵车过处,家家燃香,户户祭拜。这是鲁迅先生去世后,没有一个中国文人享受到的殊荣。但可玩味的是,台湾最高执政者蒋介石却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胡适晚年在台湾的境遇,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自由中国》作者、和胡适相识的胡虚一先生一针见血地写道: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搅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确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诚哉斯言。而以放言无忌著称的李敖,更是直陈胡适晚年在台湾就是“鬼混”和“点缀”。

  还需要补充的是,胡适晚年经济并非十分宽裕,他由美返台,经济压力是一个因素。他曾多次不无凄凉地劝告友人“年轻时要注意多留点积蓄”。胡适的儿媳孙子赴美,他告诉说:“我没有钱,只能给你们200美元。”在台湾数次住院,为了节省费用,他不听医生劝告,几乎每次都提前出院。一方面饱受批判围剿,一方面内心孤寂忧愤,一代学人的晚年境遇,只能使人唏嘘不已。  □张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