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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与大盗


“圣人”与大盗



党治国



作者按:这篇文章写于 1997 年12 月,2004 年4 月修订过一次。迄今在平面媒体和网络上均未公开发表过。现再次加以修订,以飨感兴趣的朋友。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国,而其历史和文化连续发展四、五千年直到今日者,惟有我中华一国。这似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与其相联系的我们中华民族的另一个骄傲,就是我们古代曾经出过许多圣人:尧、舜、伯夷、叔齐、周公、孔子、孟子等。正因为有了这么多圣人,我们发源于五千年以前、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不至于一朝毁灭,才不至于发生中断,而终于连续发展数千年直至今日。

孟子说:“大而化之之为圣。”“大”,就是说,圣人创立的思想、制度等成就,有很大的包容性,不但有超乎常人的深度和高度,特别还有广阔的历史跨度。“化”,就是说,圣人对现实和历史、域内和境外,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教育、化解、同化诸作用。

圣人之所以为“圣”,难乎哉!借用 林彪 先生的话,“世界上几百年才出一个。”这些圣人聪明过人,闻一知十,颇似生而知之的天才;而且个个勤奋好学、身体力行,发常人之所不能知,为常人之所不能行,以天下为己任,以百姓为刍狗。当时或誉或毁,后世皆奉为师表。所谓“高山仰止,仰之弥高”,碌碌衣食之辈,庸庸财势之徒,岂可同日而语!

对 叶圣陶 先生主持制定的汉字简化方案,总体而言,实在不敢恭维。但简化了的“圣”字,却令人称奇。有心之“圣”为“怪”:满心想当圣人的,或可蛊惑世人于一时,究其实,终使人感到乖僻、矫情、狂妄、滑稽;独有那无心之“怪”,莫非“圣”乎!那些被世俗看作“疯子”、“狂人”、“傻瓜”们的言行,反而往往表露了某种真情至理,常使他们的生命闪耀出一抹圣贤光芒。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只允许极少数人从体力劳动的重负下解脱出来,从事社会所必须的脑力劳动。当时绝大多数的体力劳动者不但不识字,而且他们的生产知识和社会知识都相当简单,就连什么时候耕种、什么时候渔猎,都需要当时的诸侯率领、指挥和督促。它之所以必要,就在于广大的劳动者长期缺乏这样的知识。这就是我们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称之为“奴隶制”的古代社会的情形,也就是古人所描述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那种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社会。在古代的条件下,这是一种相对合理的存在。不但千百万劳动者需要有人教给他们应当如何生产、如何生活以及怎样做人、特别是作一个好的臣民,就是那些官员甚至君主,也需要有杰出的智者教给他们如何才能成为贤臣 明 君。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守其责,就是这个意思。周公、孔子、孟子这些圣人和他们的继承者,详细制订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应该严格遵守的社会制度、行为规范、礼乐刑罚等。所有这些,不但具有使古代社会延续光大,更具有对古代社会进行修复的功能。没有圣人,就没有延续四、五千年的中国文化。

仿效“文化大革命”的语式:“圣人拥护我拥护,圣人反对我反对,圣人指示我照办,圣人挥手我前进”——这就是维持了和修复了几千年中国历史的“圣人文化”。“圣人文化”建立在惟圣人是天才,其余的人几乎都是傻子这一个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如上所述,“圣人文化”的产生和存在确曾有它的道理,有它的合理性。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当人类为了谋生所需要的体力劳动总量和每个劳动者所必须付出的体力劳动时间逐渐减少时,不但全社会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数增加了,就是那些体力劳动者的智力和知识水平也在逐渐增长。于是“圣人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的命运。主张“无为”的老子最早发出了反对“圣人文化”的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庄子更激进,竟然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孟子对“圣人文化”开始衰落的现实十分恼火,大骂与“圣人文化”作对的杨朱学派和墨翟学派为“禽兽”,并把“排杨拒墨”作为自己当仁不让的大任。在春秋以前,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传颂千载的“汤武革命”,似乎没有过老百姓反叛的记载。那时的“圣人文化”在有效地发挥着稳定古代社会的功效。到了秦朝以后,农民反叛(或曰“起义”)屡有发生,说明随着历史的演进,“圣人文化”稳定社会的功能已不复存在,它所能发挥的只有修复功能了。修复尽管不是发展,但它确实起到了维护两千余年中国皇权专制制度和专制、奴隶文化的历史作用。而中国社会一旦面对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这个“硬道理”,不清除“圣人文化”的影响,是断然没有出路的。

我们这里所说的“圣人文化”,既不是某一圣人的学说或主张,也不是所有圣人的学说或主张的总和,而是指在文化和精神领域存在着的统治与被统治、或者领导与被领导那样一种关系和观念。孔子、孟子、老子,都是上古末期的圣人,但他们都不认为自己是圣人。他们之成为圣人,是经过历史的裁汰和颠扑,才得到后世的认可。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对统治制度的腐败深有感触,提出了“圣王”的主张:或者把圣人推向王、宰高位,或者把君王提高到圣人的水平。和历史上一切“正确主张”的悲、喜剧结局一样,孔子的“圣王”主张也演变成了绝大的滑稽剧。后世的帝王或最高统治者,不论何等的缺德少才,也不论何等的昏暗淫暴,一概大剌剌地以“圣人”自命。皇帝的命令称作“圣旨”,皇帝的指示称凤凰彩票作“圣谕”。他们哪管什么后世的名声,只要有臣属和御用文人的“山呼万岁”,再加上老百姓的沉默,再加上他们闭目塞听的自负、自欺,就可以洋洋得意地做他们的“圣人”梦了。

人心和道德的溃败早在庄子的时代就成了局面:“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盗跖之门,其徒诵义无穷”。既然圣人在世人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并得到人们真心的崇拜,窃国者又何妨连“圣人”的名号一并偷来,这才够得上真正的大盗。自战国之后,“圣人”就是大盗。“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绝非庄子的牢骚话,而是当时的事实描述和延续至今的历史概括;它和日渐浸淫的“圣人文化”互为存在的条件。时至今日,“圣人文化”仍是社会、国家乃至大部分中国人心中经常幻想的源头和不时作祟的梦魇。“圣人文化”在当今的表现就是通过不厌其烦的宣传和冷酷血腥的暴力,人为地树起并维护一个绝对权威,对全社会实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思想的全面控制和绝对统治。墨索里尼曾是意大利的“圣人”,希特勒曾是德国的“圣人”,但是他们的“圣人”地位用尽了欺骗和血腥的手段,也才维持了十几年。在那些基督教文化占优势的国家,圣人文化或者从来就没有深厚的基础,或者坚硬的土地早已被掘松。基督教文化只承认上帝是万能的、至高无上的;所有的人,包括现在活着的和曾经活过的人,都不但是有限的,而且是有罪的,甚至生下来就背负着“原罪”。除了那些愚昧狂妄之徒,谁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并权力与“圣人”之名席卷而窃之。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暴起暴亡,除了他们自己的倒行逆施,除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强大,“圣人文化”之不能相容于基督教文化是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恩维尔 · 霍查曾是阿尔巴尼亚的“圣人”,约瑟夫 · 斯大林曾是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圣人”,也不过统治了三十年左右。这两个国家虽然都有相当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但由于接近东方,所以“圣人文化”跋扈的时间较长。在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长足发展的今天,在民主制度和人权理念的扩展已经势不可挡的今天,特别是在“圣幸运赛车平台人文化”近世以来造成的大灾巨难促使着几十亿人空前大觉醒的今天,“圣人文化”已是强弩之末,不论人为地聚集多么强大的力量,都只能是心劳日拙,再也不可能维持下去了。

周公、孔子、孟子,孜孜以求的是古代社会的秩序、稳定、健全和繁荣。虽然他们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但他们极力维护的古代社会,毕竟是一个建立在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当科技、经济特别是制度和文化的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统治剥削制度的基础时,这些圣人们的学说树立于其上的“圣人文化”的世界观,也就“逝者如斯”,一去不返了。中国中古时期的思想家“文中子” 王通 先生,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个大儒。他的四大弟子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全都早逝;他的二流弟子魏征、李靖、房玄龄、杜如晦、杜淹、陈叔达、温大雅、温彦博、王凝等,在唐朝初年迭为将相,形成了“贞观之治”的领导骨干。可以说,没有“文中子”,就没有“贞观之治”。生活在隋朝的 王通 先生虽经隋文帝杨坚再次征召,隋炀帝杨广三次征召,他就是不愿意出来做官。有道是“天下有道,圣人在上;天下无道,圣人在下。”天下有道,实行的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原始民主制,自然是圣人在上了。天下无道,一切的天下公器都化作家天下的私产,妒贤害能是它的通例,自然只能是圣人在下了。不在下不足以为圣人!

不论是“圣人文化”,或者是古代先儒的学说,都不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和灵魂,而只代表中国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组成中华文化的一个部分。中国古代的道家推崇的“无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其实儒家言之无多的最高理想也是“无为”。王通所说的“强者战力,霸者战智,王者战义,帝者战德,皇者战无为”(《文中子中说》),置“无为”于最高境界。奇怪的是,凌厉苛虐的法家,其最高理想竟然也是无为,即所谓的“刑厝而不用”。不过老子早就指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一法家之目的和手段的极端悖谬。从历史上看,法家统治之贼残天下,无不骇人听闻,一以贯之。

道家独得其奥的“无为”,源自黄帝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故当其施于政治,又统称之为“黄老之术”。“无为”的本意并不是要老百姓都变成没有思想、没有作为的石头、木头,而是强调“上无为”。它的要义表现在下面三句话上:“上无为而民自化,上无事而民自富,上无欲而民自朴。”纵观历史,直到今天,正面和反面的事实莫不支持这个真理,说明它是“天道”,是“天上的真理”,高于一切人为的“真理”。有人在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说法面前感到困惑:“这话前后矛盾,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凡是老百姓能做好、管好的事情,政府都应该“无为”;只有政府“无为”了,老百姓才可以“无不为”,把一切事情都办得停停当当。“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些中国人对“民主”望文生义的“解释”。但不解决“上无为”的问题,就谈不上民主的理念,民主的实践必然举步惟艰。“上无事”,并不是要政府官员都去当渎职的懒汉,而是要求他们必须尽职守责地做好必须的事情,但不要与民争利,不要热衷于那些滋事扰民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也不要号召什么“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不要制订什么“农业几十条”、“工业几十条”、“教育几十条”。只要把土地交给农民,把工厂交给生产者和投资者,把学校交给教育家和教师,他们自会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自会把自己的日子变富。侈靡淫荡的风气从来都是上面刮起来的,清淳朴实的社会风气也必须从“上无欲”做起才能奏效。

中国从古至今的英雄豪杰,历来多有圣人情结,所以总是成功者少而失败者多,喜剧少而悲剧多。这种圣人情结,对于生活在人权、民主、自由已成为人类共识和历史趋势的今天的中国有为之士,更是特别有害。一个人所能犯下的最大错误,莫过于企图建立某种学说体系,设计某种救世方案,动辄便欲领袖群伦;而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好事情,则是发现并纠正自己以及前人的错误,从而丰富自己乃至人类的思想宝库。极权统治者对于异己的思想、制度,一律采取“批判”、“打倒”、“不共戴天”的敌对态度,就是圣人文化的极端表现。由基督教文化产生出来的民主、自由思想异于此。任何人可以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但尊重别人发表自己意见的同等权利;任何人可以立志为某种理想奋斗到底,但在表决时,甘心承认自己只有一票的权利,同时尊重别人和自己同等的一票权利,而不把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强加给任何人,永远不做违反民主程序的丑事。

中国的事情,只有贯通古今、融合中西,才能走出自己的新路。那些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没有民主因子的说法,实在是无知的表现,不懂得全人类本是同源,也终将同归这个大道理。“上无为”这个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和现代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民主制,和区域自治、个人自由以及“小政府”的社会模式都能接上轨,而和统治了中国两千余年的“圣人文化”却恰巧没有共同之处。从历史的和全世界的眼光来看,人类正在通向一条返朴归真的大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