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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探析亨廷顿的东亚发展观(何爱国)
何爱国


摘要: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非西方社会为了现代化必须西方化,并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命题而成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东亚的现代化实践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亨廷顿主张建立更适合东亚自身文化传统的“现代儒教社会模式”。当然,亨廷顿提出了现代化应该普遍达到的五项目标:增长(或富裕);平等;稳定;民主;自主。亨廷顿虽然认为,“儒教民主”也许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辞,但是,“儒教社会的民主”则未必是。“儒教文化未必是民主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儒教社会的民主”是可期的。亨廷顿论证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区别是从历史实证的角度出发的,有很强的说服力。他对东亚的经济发展前景是看好的,但对东亚的政治现代化却有着深深的文化制约方面的忧虑,不过,最终,他还是认为,“文化变迁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变迁”。亨廷顿关于东亚文明复兴可能构成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和冲突的观点,引起了世人的非议和国人的诘难凤凰彩票,也同样触动了全球性的反思和“文明对话”。“文明冲突论”的国际关系范式,有浓厚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色彩,其实,反观历史,尤其是全球化以来的世界历史,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的冲击似乎不亚于任何文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廉·威利茨认为,西方文明有一种强劲的“殖民使命感”,而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是缺乏的。或许,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仍然是一种“殖民使命感”式的忧虑。

关键词:现代化;西方化;发展模式;东亚;文化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当代现代化与国际问题专家,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1927年出生于纽约。先后求学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1950年哈佛大学博士毕业。曾任美国国务院顾问,美国总统国家安全计划顾问,《外交政策》杂志发起人、主编,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等职。代表著作有《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1968)、《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The Third Wave: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1991)、《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1996)、《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2004)等。亨廷顿喜欢聚焦理论难点和社会热点问题,在学术研究方面特立独行,因此,他的理论广为流传,但也备受非议。“文明冲突论”就是一例。亨氏在政治学、国际问题与现代化问题方面广有建树,本文主要研究亨氏关于东亚现代化方面的基本观点。



一幸运赛车平台、“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



何谓“现代化”?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它是始于18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惊人扩张的产物。这一扩张使得人类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控制和营造他们的环境。[①]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态度、价值、知识和文化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但亨廷顿并不认为“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他强调,“无庸置疑,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具有现代文化的各社会比具有传统文化的各社会彼此更加相似。”[②]

然而,现代社会可能由于两个原因比传统社会彼此更加相似。第一,现代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日益增多虽然可能不会产生一个共同文化,但它确实促进了技术、发明和实践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的转移,其速度和程度在传统世界中是不可设想的。第二,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现代社会以工业为基础,其工业可能从手工业演变为传统重工业再到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农业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比工业模式更加依赖自然环境。在农业社会里,地理塑造了社会结构。相反,工业社会较少依赖于地方的自然环境。工业组织的差别可能产生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差别,而不是地理差别。可以设想,前者能够趋同,而后者则不能。[③]

现代社会虽然有很多共同性,但并不必然融为同质性。认为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于8——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里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亨廷顿认为,西方社会的独特核心特征包括:(1)古典遗产;(2)天主教和新教;(3)欧洲语言;(4)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5)法治;(6)社会多元主义;(7)代议机构;(8)个人主义,等等。上述条目并不意味着穷尽了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也不意味意味着那些特征总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之中。这些特征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不过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比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④]

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的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1)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如门户开放前的中国与日本,与洋务派和维新派对抗的中国顽固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2)接受两者(如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中国和日本的全盘西化派);(3)接受现代化,拒绝西方化(如中国的“中体西用”派、“中国本位”派、“现代化”派等,日本的“日本精神,西方技术”派)。亨廷顿认为,第一种越来越不可能;第二种容易导致认同危机;第三种比较可行。19世凤凰彩票纪期间,西方的权力使得非西方社会越来越难以坚持,而且最终不可能坚持纯粹的排斥主义战略。20世纪交通和通讯的改善以及全球范围的相互依赖,极大地提高了排斥的代价。除了一些想要维持基本生计的小而孤立的农村社区外,在一个现代性开始占压倒优势的世界里,完全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拒绝意味着把一个社会孤立于一个正在缩小的现代世界之外的一种无望做法”。接受西方化和现代化则意味着一个困难的和痛苦的做法:摧毁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之久的文化,用从另一种文明引进的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第三种选择是试图把现代化同社会本土文化的主要价值、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可以理解,在非西方的精英中,这种选择一直是最流行的。[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