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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范学德先生一辩

文/秋歌

据说我是把范学德先生介绍到猫眼上来的人,我乐于承认,并以此为荣。

那大概是2004年8月20日左右的事情,距离现在正好是一年。我因为个人的事情跑到南京,心情暗淡,准备做一些努力,以挽回一件事情的局面——事实证明那没有成功。那晚,住在朋友家里,朋友也是范学德的朋友。学德来了电话,那时的范学德,在我心目中还是关天上的印象。说老实话,我印象并不怎么好。原因是很可笑的,关天范学德在回帖时,永远是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对于习惯了在网络上搞点语言狂欢、发泄一番的人,他这个样子令人觉得虚伪和软弱。但是内心深处,对他是敬佩的。

于是朋友把电话交给了我。学德跟我谈了很久,都是些安慰、鼓励的话。第二天,他又打来电话,问我事情怎样,我如实相告。当然,我们还谈到了其他事情,谈到了关天等,我对他说,我最近去了猫眼,那个地方看上去蛮不错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于是,老范就来了。以后的学德,就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幸运赛车平台写了很多很好、很耐读的帖子。实际上,我认为学德来到猫眼后,最令人佩服的还是他对于一些无理攻击、谩骂的跟帖的态度,永远保持一种较为平和的语态,这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但他基本做到了,我想这与他的信仰有关系——永远要把一个人当作人来看待、尊重,而每个ID背后,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人。

最近针对学德的一个帖子而引发的争论比较多,就是那篇关于个人忏悔的反思文革的文章。学德文章的意思,他自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其实只要认真读帖的人,或者对学德其他文章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他的意思。范学德的文章,实际上根本没有为毛开脱的意思,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只看了个标题。“李三来也”等网友作了理性的批评,也还有其他一些主帖进行了讨论。当然,在学德主帖下,讨论的也比较多。其他的意见,我就不论了,因为既无精力也无可能。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的罪魁是毛,在现实背景下(现实感在这里很重要),来提倡普通个人的忏悔,显得主次不分,并有为罪魁张目的意思。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还包括铁戈等我比较敬重的网友。

前面我说到了“现实感”。李三来也有很强烈的现实感,但我始终觉得他的现实感更侧重在猫眼(猫眼自然有自己的现实感),而学德的现实感是对当下中国的整体把握。比如,高层对毛的态度,这是有底线的,在短期内也决不会突破。针对毛的评论文章,即使在猫眼上,一般而言也会被锁定。正是在这种“猫眼语境”(有正常感觉的人,都对毛在文革中的作为深恶痛绝)的基础上,学德指出了普通个人在这场浩劫中的忏悔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不是首先由学德提出的,很多人都指出过这一点,从这一点来说,学德的观点并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只是他将自己个人的经历写出,并作了反思和忏悔,这其实是一个个人痕迹比较重的私人化文本。

有几个被几乎说烂了的道理。比如: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比如:每个人的自由都是连在一起的,只要还有一个人不自由,我们就都是不自由的;比如:他们迫害谁谁时,我没有说话……等到他们迫害凤凰彩票我时,就没有人为我说话了。这些常识是讨论问题时的必备前提,如果连这些常识也不承认,那么,讨论肯定会陷入“鸡同鸭讲”的困境。

那么,个人忏悔究竟成不成立,重不重要,在当下语境中要不要浮出水面?我以为既成立,又重要,更要浮出水面。按照某大人先生的说法,文革在英美这种国家,是根本搞不起来的。为什么?尊重个人消极自由的传统和制度,使得此类运动听上去就是一个笑话。这已经从制度上杜绝了运动产生的可能。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个人公民意识强烈的国家,个人的判断力、道德感和政治常识也不允许自己在这个方面胡作非为。这方面,中国是一个弱项,但是决不能夸大这种弱项的作用,而把所有的罪恶全部推向制度。比如说吧,有人讲,毛摁着你的头让你去做事,你不做就会面临个人、全家的灾难,所以,不得已,你只好做了。专制得以实行的催化剂正是恐惧,利用恐惧,利用中国政教合一的传统,利用个人在尘世孤苦无告的局面,专制找到了最好的传导工具。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林昭这样的知识分子抵抗住了因恐惧而来的专制袭击。多年以后,当林昭当年的事迹逐渐拂去灰尘而显露,这难道不是一个令刽子手显得凶暴而其实懦弱、令普通个人显得羞愧而需要忏悔的人吗?说句老实话,假设中国多的是像林昭这样因信仰而来的抵抗暴政的个人勇气,哪里还有文革生存的土壤?难道要把人全部杀光吗?民不惧死,奈何以死惧之?最近的吉林卢雪松女士的事件,证明这块产生了林昭的土地,并没有失去它的光荣。都已经是成年人了,即使那时是所谓的未成年人,到现在也已经是进入中老年的人,自己的作为,从道义上来说,难道不是需要自己承担吗?令人奇怪的是,许多当年的知识分子,到了现在也没有能够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余秋雨不去说他了,就是如吾乡的我比较尊敬的费孝通先生,据说在编定文集时也将一些当时的材料删去,仿佛那些东西不是自己写的——虽然,那是在逼迫之下写的,但毕竟是你写的!法国人喜欢说,是知识分子,就该为一切未能挽回的事负责;我们的知识分子,连自己做下的事,都不愿意负责。

有一种现象更加应该引起当事人的忏悔。打个比方,“上面”叫你去斗一个人,但很多人偏偏是对这个人又斗又打又辱骂又告密又……在这场浩劫中,这种“规定动作要到位、自选动作要创新”做得非常之好,甚至没有叫你创新你也争着去创新,中国人在整人方面的确有比较强的创造力。人性有非常阴暗的一面,其黑暗有时简直令人不敢面对。已经有学者指出了,一些大批判的文章,你写那是迫不得已,但为什么一定要用词如此严厉,简直像面对杀父仇人一样?对胡适先生等人的批判,最好地证明了某些人的嘴脸。我不晓得,当事过境迁,当事人面对这些写过的宏文,内心将如何度过,难道就没有煎熬吗?南京的那个朋友对我讲过,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以游戏心态来解构苦难,的确是很多人擅长的本事。

面对头上神明,忏悔当然不仅仅是内心认个错,或在现实中道个歉,而是要让自己明白:个人必须为自己在尘世中所做的一切事负责,在绝对强大的现实面前,还有一个绝对强大的良心和信仰。而这一切,都要从面对自己内心的黑暗开始——没有以后,因为永远都有以后。

愿专制的土壤,消失于中国。

2005/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