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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何缺乏独立人格?
中国人为何缺乏独立人格?




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个民族最缺乏独立人格、最习惯于成为附庸、最甘心于成为奴才,无疑地幸运赛车平台,就是中国人。直到二十世纪的门口,中国人依旧习惯于磕头跪拜,自称奴才,甚至就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群体性的狂热依然盛行于这个习惯于被征服的民族。对一个独裁者山呼万岁、热泪盈眶,不但普通民众如此,业界英才也如此,一大批作为学术精英的人文知识分子和科学家也加入了为虎作伥的队伍,昧着良心对“大跃进”、“亩产万斤”进行赞美和证明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直到今天,我们也很难在中国人身上看到独立人格精神。
中国人何以缺乏独立人格?这必然是一个非常大并且很敏感的话题。文本仅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宗教的角度来予以初步探究。
一、人格的独立基立于经济的独立。
洛克、斯密,以及伏尔泰都把保护个人的财产权看作保障人格的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基石。近代西欧知识分子之所以拥有独立人格,同他们拥有不容侵犯的财产是分不开的。俄国十二月党人以及普希金、托尔斯泰、赫尔岑等知识分子,之所以拥有独立人格,也与他们是拥有领地财产的贵族身份是分不开的。即使不是贵族,欧美的知识分子也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供养自己。
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在封建时代①没有自己的封地,在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时代,没有任何可以援引用以保护自己的法律(与古罗马法不同的是,中国古代法律只用以惩戒,而不保障权利)。文字狱的高压更使得他们不敢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一条路:“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当统治阶级不需要他们的时候,也就断绝了他们的衣食来源,而不得不成为社会的最底层②。当知识分子被需要的时候,也只能看主子的脸色行事,成为“帮忙”、“帮闲”,甚至“二丑”、“帮凶”、“”或者“网评员”。中国知识分子也只有在民国时期,方才具有独立的人格,不但敢想,而且敢讲。这既与国民政府在言论自由上的宽松有关,也与当时知识分子颇为丰厚的收入有关:他们无需依附于党部或是政府,即便是民国十七年以后, 蒋中正一统中原,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敢于在报章和课堂上公开抨击国民党。但这一自由在民国三十八年以后当然无存:当自己的饭碗被别人捏着,大抵没有多少人是敢于饿着肚子争自由、要尊严的。
①【指秦帝国入侵中原,兼并诸封建国之前】幸运赛车平台
②【例如在宋亡之后,沦亡于元帝国的知识分子,其地位低于倡优妓女,仅高于乞丐。是为“九儒十丐”】
虽然中国古代也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士人、敢于挑战王权和礼教的官员,如陶渊明,李白,唐伯虎,李贽,王夫之等,但是他们大多拥有自己的财产,不必对什么人有人身依附。经济的独立决定着人身自由,而人身自由是人格独立的前提。
但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在中国古代,照样有大量经济独立甚至掌握大量财富的的士人,为什么在这些人群中,很难产生敢想敢讲的思想家,另一方面,少数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也能具备些许独立的人格意识,体现出一种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这就必须从两个方面来予以分析:过于强大的王权和官方思想的二重作用。
二、过于强大的王权专制扼杀独立人格。
自秦帝国入侵中原以来,中国在历史上进入王权专制时期,而中国的王权没有能与之相制约乃至抗衡的力量,譬如教廷、贵族或议会。王权时期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被看为与人不一样的某种崇拜对象①。
强大的王权可以随时运用法律剥夺任何人的财产乃至生殖器和脑袋,而古代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保障人的自由和尊严。中国的官僚知识分子只能在接受廷杖的时候拼命忍着不发出声音,如此来维护自己仅存的一点面子②。
①【如被看为龙的化身,天子】
②【廷杖就是在朝堂上把官员的裤子剥了,当堂打屁股。】
由于最高统治者本身被神化,中国传统宗教组织不但不能成为与之抗衡的力量,而且只能成为为之歌功颂德、炼造红丸的统战对象。而在中世纪的西方,王权和教权相互制约,国家最高统治者在很多时候也不得不听命与教廷,他们很难在精神领域干涉到人的思想。
和中国不同的是,西方在进入王权专制时期之前,一直处于封建状态,依靠军功起家的贵族拥有自己的领地、武装力量,有的贵族甚至可以成为国王的领主①。在这样的状态下,封建时期的王权难以对他们形成高压,而封建贵族也就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封建末期的许多思想家往往产生于贵族,这与他们拥有较大的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是分不开的。“在人类社会里,贵族第一个感到个性的尊严和荣誉” ②。即便是在俄罗斯这样的东方专制国家,当某个沙皇喝醉了酒,肆无忌惮地羞辱一个贵族军官时,这个贵族军官也可以只用一句话就让沙皇清醒过来:“陛下,我的手中还有刀呢!”
中世纪西欧贵族阶层的长期存在是精英社团对王权的胜利,而近代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王权专制国家的兴起)则是王权对贵族的胜利,但欧洲贵族在被王权所战胜后,并没有完全成为其附庸,而是继续产生着不安分的精英,以法国为例,大革命时期竟然有许多革命派的领袖是贵族③。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古代的贵族,多数是因为与皇室的联姻而形成。中国古代贵族尽管可以接受最优良的教育,但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产生任何质疑王权的思想,更不可能形成制约王权的力量。即便是外戚干政,也不过是最高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争夺而已。
①【譬如安茹王朝的约翰,尽管他是英国国王,但同时又是某个法国贵族分封的伯爵】
②【语见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
③【雨果在《九三年》中如此描写:“亲爱的骑士,敌人那边不也同样气恼吗?我们这边尽是平民,他们那边尽是贵族。”——这话由一个保皇派的贵族说出来。】
在王权的高压下,当中国的知识分子想发出自己的声音时,不得不采取一些怪异的举动:装疯卖傻、就地打滚、醉态思维,或者只能以死亡来作为抗争的手段或表达意见的底牌。类似的现象,也见于俄罗斯、萨拉森和西方一些王权专制时期的国家:中国有颠僧,俄国有圣愚、西方和萨拉森有小丑。这些貌似疯傻的角色靠着说反话、说疯话、说笑话,在专制体制下闪烁着一点点人性自由的光辉。
民国三十八年之后的中国陷入到了一个空前的专制体制当中,这一专制体制不仅仅是在政治体制上彻底清除了可以制约之、抗衡之的力量;也深入到每一个个人的生活中,极力使之成为体制的附庸。这一体制打破了过往个体对家族的依附、对相邻的依附,而以政党组织、工作单位作为新的依附,这种新的依附不再有任何血缘的亲情和人与人之间的情谊,仅仅是政权对个体的掌控,由于这一掌控紧紧抓住了个体的命根子和饭碗,可以任意剥夺其生命和经济来源,从而使人也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因此,作为个体的人只能紧紧依附于体制,主动放弃与个人自由有关的一切。这也是专制体制对个性自由、对独立人格的绝对胜利。
三、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独立人格的阉割。
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①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法家则一直是官方的行动纲领。儒家显,法家隐,高举伦理道德、仁爱礼义的儒家从统治者的个人道德上为其提供了专制的理论依据(有趣哉,寡德之人以德治国);主张严刑峻法、“以刑去刑”的法家则在加强专制统治上为统治者提供方法。对统治者而言,前者可以作为后者的幌子,后者则可以成为前者的保障。
我们在回顾中国思想史的时候,不难发现,往往那些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读书人,有着浓厚的儒家意识形态,而早期的法家思想家,几乎个个是以身殉道。儒家和法家所共同追求的——当然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是儒家追求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文天祥的一首《正气歌》、明末东林党人宁折不屈的气节,不能不说是儒家精神的表现。儒家精神,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具有一种高度的气节是有正面作用的,但这一作用更多地表现在忍受酷刑和忠于最高统治者方面,而不是在追求真理和人性美善的方面。
①【在这里必须搞清楚一点,“儒术”的含义是“儒家思想”和“法家谋术”,而不仅仅是儒家的那一套】
我们也不难发现,正是儒家思想和法家主张,使得中国人在森严的等级意识中战战兢兢地生存着。儒者,柔也,在少数知识分子为自己的观念殉道的时候,更多的儒生却表现出一种可鄙的人格状态:他们可以非常轻易地投靠任何一个主子,他们可以成片成片地向野蛮的异族投降,他们可以任意屠杀他们眼中的“禽兽”——即在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上和他们不同的人。这是因为,当儒家的道德观发展到一个极端而成为吃人的礼教时、当儒家的礼仪异化为森严的等级意识时,被儒家洗脑的中国人只能在自虐和自辱中求得较为安稳的生存条件和可以有所发展的空间,而当他们习惯于这种环境和思维模式,也就不能接受任何的变异和挑战。折腾了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不是造就出一批自鸣得意的受虐狂(同时也是施虐狂)就是造就出一批低眉顺眼的变态自恋者。
中国的统治者始终把一把切小鸡鸡的刀和一把砍脑袋的刀悬在中国人的头上:凡有思想勃起者,切;凡有个性独立者,砍。大约中国人被阉怕了,也被砍怕了,“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这样的话,也就成了在中国求生存的金玉良言。当然,比生殖器和脑袋更危险的,是思想和个性,因此历代以来,思想阉割、个性抹杀也就是中国教育的主要内容。我们能在中国的教育中看到多少对个性自由的倡导和对思想自由的鼓励呢?那些被阉割了的文章和造假造出来的故事,不正是从思想和个性上阉割中国人的两把刀么?和戈培尔博士要把谎话重复一千遍相比,这才是真的厉害——阉人不叫痛,杀人不见血,培养奴才从娃娃抓起。
四、野蛮异族的征服杀光了中国人独立人格
自秦帝国入侵中原以来,中国在历史上至少还有四次被野蛮人征服的亡国史。五胡乱华,把古代汉人杀得只剩下不到两千万;蒙古入侵,满洲入关,□□□□,哪一次不是大屠杀,哪一次不是人种大换血,哪一次不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奴役?五胡变乱了中国人的血统,蒙古消灭了中国人的灵性,满洲杀光了中国人的血性,□□□搞光了中国人的骨气。
野蛮人是不懂得尊重个性的,这从他们推崇的共餐方式就看得出来。本来文明的古中国人是分餐吃饭的,茹毛饮血的野蛮人杀进来,这才把极端落后的共餐体制带给中国人。于是,你吃我一点口水,我吃你一点唾沫,你传染我一点乙肝,我传染你一点肺炎,大家都扯平。既然大家都扯平了,也就华夷一家亲了。
其实野蛮人也知道,要毁灭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最关键的就在于毁灭其文化、毁灭个人的独立人格,让他们在文化上成为没有根的破落户,在人格上成为附庸。所以满洲人征服中国以后,他们实施的正是旨在从文化上消灭明人的剃发令;所以他们要彻底革中国文化的命,编撰四库全书大搞文字狱,就这个原因。在精神上征服一个群体,才能彻底征服他们。
野蛮异族的统治是建立在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的基础上的,要确保这一征服的长期有效,政权的稳定,不同民族的和谐共处,只能杀杀杀,杀两千万,保大清两百年平安。而一个被征服民族,除了低眉顺眼地当奴才,还能怎样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命呢?当一个国家连拥有菜刀的自由都不可能的时候,又怎么能指望其老百姓能有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独立呢?
如果说先秦时代的中国人还有尚武精神,到了宋朝,也就只剩点舞文弄墨的灵气。而蒙元满清之后的中国人,只有欧风美雨才能挽救他们那病入膏肓般的精神面貌了。其实,任何一个被征服民族,多多少少都有点成天叨念主子语录的奴才相,或者一副儒学抽多了的烟鬼形象,即便是这个民族站起来了,那种深入骨髓的奴才意识也依然深深地铭刻在这个民族的心底。中国人如此,印加人如此,东欧人、俄国人亦如此。
我们对比一下同属基督宗教的东正教和新教,不难发现,和倡导政教分离的新教不同的是,东正教有一种依附于政权的传统——不论这个政权属于异教徒还是无神论者。这与东正教民族长期以来受异教徒蹂躏的历史也是分不开的。沦亡于奥斯曼土耳其的东欧正教徒,他们的男人要被征为血赋①,他们的女人随时可能被异教徒抢去作妻妾,而他们的最高宗教领袖——牧首,也必须在绞索下效忠于异教徒征服者②。近代以来,当西欧知识分子得益于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进一步推进了文化的演进时,东欧东正教民族又作出了多少贡献呢?而俄国正教徒,则在蒙古人的蹂躏下,学会了他们的专制和残暴。尽管在近代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当中,有那么一些人格独立者闪烁着个性自由的光芒,但整个俄罗斯民族在气质上和曾被蒙古征服的东亚人没有太大的差别:一样的被征服者的顺服,一样的奴才式的残暴。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中国的东正教徒在这方面和他们的北方兄弟如出一辙。登录到他们的网站,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新教和天主教的批评更多的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两个宗教给政府添了麻烦。如果仅仅从语言风格来看,很难分辨他们和当局宣传部门的差别。也许,被征服者的意识,也会渗透到信仰的深处。
①【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东正教徒的一种极为残酷的统治手段,基督徒家庭必须把自己的男孩作为赋税交给帝国政府,这些男孩被训练为“雅内萨里”——土耳其亲兵,他们不准结婚,尽管并非必须的要求,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为了穆斯林。这些出身基督徒家庭的士兵所屠杀和蹂躏的对象,也正是他们的同胞。】
②【历史上确有被土耳其人绞死的牧首】
五、中国缺乏关注个体及其自由的宗教和哲学。
宗教是对人的终极关怀,而这一关怀是针对作为个体的人的。它所解决的是作为孤独个体的人将要往哪里去的问题,它所关注的是人如何提升自己以达到信仰要求的问题。然而在中国传统宗教中,这两个问题却都被忽略了。对比中国传统宗教、民间信仰与犹太-基督教,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宗教、民间信仰仅仅是求财求利求平安,大多数传统宗教徒和民间信仰者所追求的不是在品德上的进深,其礼拜形式从本质上来说,也不过是一种贿赂,因此,传统宗教信徒和民间信仰者在履行宗教义务时,也更多地偏向于个人行为(包括务实行为①和务虚行为②)或物质付出而少有道德的提升和关于信仰的思辨。
①【譬如修桥补路、扶助孤寡】
②【譬如烧香磕头、捐门槛等】
而犹太-基督教却确立了孤独个体和上帝之间一种“我-祢”的对机关系。在犹太-基督教的传统中,尽管信仰或者福音是面向所有人的,宗教活动也是群体性的,但他人无法取代个体进行信仰。这也就确立了在犹太-基督教信仰中,信仰真实与否只有信仰者个体知道,信仰只是信仰者个体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为了达到信仰对信仰者的外在要求,信仰者必须审视作为个体的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努力提升自己个体的品德和内在的美善,并以外在的社会性务实行为①来履行其宗教义务。尤其是宗教改革所确立的一些观念,更使得人在进行终极思考时,始终关注的是作为个人应当如何使灵魂得救、如何进行信仰实践的问题。正是基督教把从属于种种团体和组织的个人剥离出来,要他们去发现自我的问题,寻求独立的人格。基督教信仰本身从个人的角度确立了个体人格的独立;人类个体的自由和价值,是基督教的伟大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