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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学院体”的故作高深和矫揉造作
看“学院体”的故作高深和矫揉造作
——耿占春《隐形书写》质疑

一、
在第四届《文学报》“新批评”专刊“优秀评论奖”的获奖名单中看到了耿占春的名单,虽然是预料中的事情,但我依然惊讶并且更加困惑。
之所以说是“预料中的事情”,那是因为耿先生在“新批评”甫一亮相就显得与众不同,他是“新批评”创刊四年以来第一个以“开设专栏”的名号推出的,其独特尊贵身份不容置疑,因而,其大作《隐形书写》(一)获奖,自是理所当然之事;而之所以“更加困惑”,那是因为当时怀着热切虔诚之心读《隐形书写》不到两分钟,就感到头脑发胀,大脑逻辑短路,难以为继,硬着头皮强读下去后,其矫揉造作、故作高深的“学院体”风格几乎让人天旋地转,不知东西南北,莫名其妙。
我的困惑就是:耿先生这种典型的“学院体”文章何以在备受诟病多年后又重出“江湖”?而且还偏偏是在以标榜“反对故作高深、艰涩难懂的‘学院体’”著名的“新批评”上露面,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新批评”的风格转型,抑或是“新批评”的自捣“乌龙”?
《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宗旨为著名的“三提倡、三反对”:一、“倡导真实、真诚和自由、锐利的诚意批评,反对谩骂式的人身攻击;二、倡导‘靶标’精准、精到的及物批评,反对不及物的泛泛而论;三、倡导轻松、幽默、透彻的个性批评,反对故作高深、艰涩难懂的‘学院体’。”反观耿占春的获奖作品《隐形书写》(一),与此宗旨背离甚远:其文故作高深、矫揉造作,远远谈不上“真实、真诚”;内容飘飘忽忽,高高在上,远离文学“批评”的“人间烟火”,既无“靶标”,遑论“精准、精到”;更加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其佶屈聱牙、装腔作势的“学院体”明明是与“新批评”风格背道而驰的,可“新批评”却何以偏偏把他奉为“座上宾”,优宠有加?是何道理?
不客气地讲,《隐形书写》(一)除了矫揉做作的“学院体”“风姿”由于暌违多年后的重新露面可以助其暂时性的夺人眼球外,其他方面可说乏善可陈。不信,我们不妨试揭其“冰山一角”,以窥其“隐形”背后的“庐山真面目”。

二、
《隐形书写》是以片段性的札记、随笔形式结构而成,每个小段几十或一二百字不等,内容各自独立。作者明显是在刻意追求一种哲理感悟、妙语灵思类效果,所以,从语言表现形式来看,文字在显得“深沉”的同时又披上了一件似乎“高深莫测”的时尚华丽的外套,使它在“装酷”的同时又不免露出了某种轻佻的底色,加上那些“学院派”的术语和有话偏不肯好好说的装腔拿调、故弄玄虚,整个文体风格就显得极其诡异:本质晦涩、深奥的同时又有些心灵鸡汤式的轻盈、亮丽色彩;然而,学院体的故弄玄虚、高深莫测的“隐形”风格终究占了上风,读者或最终都不免被这些“高深”的“玄虚”搅得如同云里雾里,莫名所以,不得不“敬”而远之,套用一句唐诗:此“文”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
《隐形书写》的每小段都有一个小标题,似乎唯恐读者不明其意旨,可见其“隐形”立场其实欲遮还露,端的一副忸怩作态状。
我们就以他的第一段“写在前面”为例,看看这种“学院体”的学术成色究竟几何?
“写在前面”可以视为其“隐形书写”“专栏”文章的“宣言”,窥一斑而见其全貌,读者不可不察。
“宣言”是这样开篇的:
“这个时代悄悄发生了与时间的非连续性意识相匹配的短小化风格。这里指的是一切表述的短小化。长篇小说、理论著作都压缩了叙述。它以另一种秘密的形式保留了长和深的要素。每一个叙述都在尽可能短的篇幅内完成,它欲将简洁、浓缩变成一种承诺,一种责任,却要求着比实际篇幅看上去更多一些的逗留,或许它提供了深入瞬间经验的契机。”
这样的开篇乍看下来,简直会把人给搅懵了,它究竟表达的是什么,这个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按下性子,再仔细“研究”,意思大概明白了一些,但在逻辑上依然漏洞百出。
首先这“时间的非连续性意识”指的是什么呢?“时间”难道具有“意识”吗?而所谓“非连续性”指的又是什么呢?是说时间的“意识”上出现了“中断”、“非连续”情况?怎么会这样?科幻小说的大虚构吗?我们只知道按照常识来讲,时间、空间均为宇宙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物质形式,它的存在是独立、永恒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有生活中具体发生的事件过程中才会出现时间上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情况,但这种情况与“时间”本身的“意识”无关,完全是人为造成的。而这种情况出现在小说家写作中后就有了“按时间顺序叙事”和“不按时间顺序叙事”两大类别。当然,从后面的文字意义来猜测,所谓“时间的非连续性意识”指的大概是“不按时间顺序叙事”这种情况。只是不明白耿先生为何偏要如此“绕”,“绕”得如此娇柔造作,不近情理,不合逻辑。
现在再来看第一个句子的完整语意表达,“时代”发生什么事情了?从句子主干分析,是“时代……发生了……短小化风格”,姑且不讨论这是否病句,光从语感上就会有一种非常别扭的感觉,通常应该说是“时代”“出现”了某种“短小化风格”才比较通顺,但即便如此,这“短小化风格”依然让人费解,还要看到后面,意思才又“扭扭捏捏”地出来了一点,原来说的是“一切表述的短小化”。而这“一切”又指的是我们今天的“长篇小说、理论著作”都“压缩”了叙述。但同时又以“另一种秘密的形式”,保留了“长和深的要素”,而且,“每一个叙述”都在“尽可能”地“欲将简洁、浓缩变成一种承诺,一种责任”…… 说实话,如此这般的去解读耿先生的文字,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现在我们把它通俗化的理顺一下,这意思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的时代在文学创作、学术理论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简洁、深刻的文风,而这种现象的出现是通过“另一种秘密的形式”而实现的,且当今“一切”写作者都已“承诺”在写作中要追求“简洁、浓缩”,并把这当成了一种“责任”。
好了,现在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总算“理”出来了(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作者说的事情难道真是我们时代正在出现的事情?我们今天的文学界、学术界中人难道真的如作者所说的变得那么纯正、自律、有修养、有追求了,用一句时尚的话来说,大家伙都变得这么充满“正能量”了?真的如此吗?作者不是在说梦话吧?中国人都知道,今天的文坛假货、水货实在太多,包括许多官方文学评奖都已变得臭名昭著,小说创作从篇幅上来看也是越写越长,短篇凑成中篇,中篇拉成长篇,长篇更向系列多部头“史诗”方向挺进,而实际上有名无实、滥竽充数者居多,何曾在追求“简洁”“浓缩”的“短小化风格”的同时还“保留”了“长和深的要素”?而在学术界,更是抄袭剽窃成风,“学术腐败”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何曾有过追求“简洁”“深刻”的“承诺”和“责任”感?
仅此一例,就可见作者的“学院体”表述是多么荒唐,多么虚妄!表达方式上如此阴阳怪气,表达的内容又是如此莫名其妙,真正像是在白日做梦!
再看接下来的一段作者关于“札记”的阐释:
“札记类似于某种‘引文’性质的写作:摘要式的,而非展开式的,克制的,适可而止地透露一点思想的背景信息;引用的或转述的,而非自身的话语,引文是对‘经典’的一种致敬;引文是众多声音的汇聚,而非单纯或单一作者的,没有整体语境的,片段的,集合的,零碎的。这些合起来成为‘引用性的’。‘引文’式的写作省略的是可以意会的展开部分。但‘引文’是对多重语境的另一种形式的开放”
对于这段又是典型的“学院体”“绕口令”,我实在不愿意再去逐字逐句地“翻译”解读,因为这实在太无聊了。且无论作者在这里关于“札记”说出了多么“深刻”的观点,但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札记,不就是一种随感式的思维片段式的文字记录吗?它可能深刻,也可能浅薄,这取决于札记作者的思想深度和文学才能。《现代汉语词典》上关于“札记”的定义是:“ 读书时所记的心得、体会或摘记的要点。”“ 百度”上的解释是:“读书时摘记的要点、心得或随笔记事等文字。”比较这种简洁明了的定义、解释,耿先生的“学院体”“绕口令”是不是有幸运赛车平台些“面目可憎”了?真无法理解作者在这里究竟想干什么?他说这么多的“绕口令”究竟为的是什么?为何要把简单的事情搅得这么复杂,这么荒谬?
再看一段作者正面解释他的“隐形书写”含义的文字吧:
“我梦想的‘引文’式札记是这样一种引用:对自身经验和记忆的引用,对没有文本化的语境的引用,对语境的压缩和移位。因此这些札记是一种隐形书写。需要一种使用显影剂的阅读。需要透过一种光,看清这些水印的文字。”
这段话里的“对自身经验和记忆的引用”好像还明白些,大概是指好的“札记”应该是来自作者自身的真切体验,但后面的“对没有文本化的语境的引用,对语境的压缩和移位”说的又是什么呢?“没有文本化的语境的引用”是说这种“引用”不露“文本”的印迹,但又牢牢抓住了“文本”的“语境”“神韵”?而其实质就是对这些“文本”“语境”进行压缩并迁移,或者说是将其“改头换面”以另一种不暴露“文本”出处的方式展现?难道这就是作者所谓的“隐形书写”的真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作者的这种“隐形书写”就具有变相剽窃、抄袭他人文学(或学术)成果的嫌疑,充其量就是将自己的经验感悟和别人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并且又极力隐藏引用了别人东西的痕迹。也就是说,明明是“引用”却故意不注明出处,有意将别人的东西化为自己的“原创”,这是什么行为?难道不是文学“剽窃”或学术“造假”吗?至少,其“原创性”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了。
或许我的这种“解读”在作者看来有些死搅蛮缠,故意曲解;但是,谁让你不肯把话好好说清楚呢?你一味地“绕”的结果就是把读者给“绕”糊涂了,自己也不免“绕”得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就是玉皇大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这岂不荒谬?
当然,还可以有另一种解读,作者自己想表达的真实意义或许是说自己的文学批评是“隐形”的,是没有明确的“文本”参照的,但其实依然是围绕着某种“隐蔽”的文学“文本”展开的,只不过读者要想真正解读其中“隐形”谜底,却需要一种“显影剂”。看来,耿先生是“语不惊人凤凰彩票誓不休”,不把读者给“绕”迷糊就决不罢手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却又突然冒出个“显影剂”来了,似乎是想为读者指引迷津;但是,话却还是说到一半又戛然而止了,究竟这“显影剂”、这“需要透过”的一种“光”是什么?是何玩意?读者该如何获得?倘若你不告知,读者如何读懂你的“隐形书写”?如何看清你这“精心”布下的这“水印”的“学院体”文字谜局?

三、
《文学报•新批评》在推出耿评论家时的“编者按”中有这样的赞语:“耿占春以他富于诗意和创见的写作,把批评重新解读为对想象力的发现,对自我感受的检验和表达:在知识的面具下,珍惜个体的直觉;在材料的背后,重视思想的呼吸;在谨严的学术语言面前,从不蔑视那些无法归类的困惑和痛苦。”
在上一段的分析中,我们至少见识了一下耿评论家的所谓“创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善于”把简单的常识通过“学院体”的“饶舌”给“创见”得曲里拐弯,异常复杂,甚至面目全非。下面我们再通过一例来见识一下他的“诗意”和“思想的呼吸”之特点,这就是他《隐形书写》的第二则文字“结束”,这一则文字不算长,属于作者说的那种“时代”“发生”了的一种“短小化风格”,我们就不妨把它全文引出来:

“ 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创造都似乎是一种结束,而不是开端。是离去而非来临。最耀眼的作品都昭示了一种衰落着的辉煌而非一个黎明的世界。
  这是一种奇怪的结束。没有人能够写出结束一切诗歌的诗歌,没有人能写出结束文学的文学,结束哲学的哲学,或创造出结束宗教的宗教,结束一种制度的制度。然而它的各种后继活动依然是一种结束。人们已经写下了难以计数的以‘终结’为主题的著述。由于没有希望的维度,‘结束观’意味着我们的现在一开始就属于过去的范畴。但似乎所有的‘结束’宣告都想把影响投向未来的地平线。”

从表面来看,这段文字“诗意盎然”,且似乎“韵味”“深刻”,一副高瞻远瞩的“哲学家”深思状,似乎见人之所未见,简直有些“酷”毙了!但幸运赛车平台是,仔细分析其内涵,不过虚张声势而已。我不明白作家如此强调这种所谓“结束”的意义是为什么?一种装腔作势、莫名其妙的“虚无主义”情结,似乎迷恋“结束”,又似乎害怕结束,既有些惆怅地否定“创造”的意义和价值(“最耀眼的作品”也不过是“昭示了一种衰落着的辉煌”,并且“没有希望的维度”),又似乎僵尸般的迷恋着一种颓废式的“结束”或毁灭,大唱“结束”的赞歌或衰曲。似乎芸芸众生如群氓般无知无觉,天下皆醉吾独醒,唯吾慧眼独具,能预知世事前程吉凶,能先天下之忧而忧。
然而,耿评论家或许没注意到,在他这段煞有介事的“结束”“安魂曲”里,他在强调“结束”的绝对终极意义时,却又同时陷入了一个自己无意中设下的逻辑悖论黑洞。当他在宣称“没有人能够写出结束(或创造)一切”的“诗歌”、“哲学”、“宗教”、“制度”的同时,似乎已经确切无疑地肯定了自己的“思想的呼吸”的创造性和深刻性;但是,当他在自以为“深刻”地极力否定、嘲讽人们具有“创造”性的“后续活动”“没有希望的维度”的徒劳性时,却没有意识到人们这种“难以计数”的“后继活动”虽然不免“一开始就属于过去的范畴”,且最终都不可能实现“把影响投向未来的地平线”的目标,但是,不要忘了,正是人类这种生生不息的“没有希望的维度”的“创造”性“后续活动”,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达,正是这种不断“结束”的“创造”将人类“未来的地平线”接力火炬似地燃烧得辉煌无比,虽然这每一次的“创造”的“影响”都不能抵达“未来的地平线”,都将不免“一开始就属于过去”地面对“结束”,但是,这种所谓的“结束”真的就意味着“结束”吗?谁有权利否认人类文明的薪火承传的伟大“创造性”意义?
其实,耿评论家在这里提出的所谓“结束”的思想并无多少新意,也只是一种常识而已。这个世界固然没有永恒的东西,人类所谓的创造、诗歌、文学、哲学、宗教、制度等,在历史的长河中,确实不过沧海之一粟,转瞬即逝,都微乎其微地必然成为“结束”,一切都将成为过眼云烟;但是,尽管如此,对创造、诗歌、文学、哲学、宗教、制度等一干事物的追求却依然是人类的不二之选,尽管“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人类的思考,就如人类虽然知道每个个体都难免一死,但人类也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嘲笑甚至毁灭新生命的诞生,人类的生存权和创造欲望永远是人类最宝贵的特质,是人类生存、进化的保证。在这里耿作家如此渲染所谓“结束”的“宿命”性意义究竟为何呢?是想讽刺人类“创造”行为的徒然和渺小吗?但是,除了上帝,没有谁可以贬损嘲笑人类的这种努力的。所以,在这里,耿作家并没有说出任何有价值的新思想,除了一种自比上帝式的狂妄,还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呢?

四、
想一一对《隐形书写》的所有内容作出详细的分析和解读,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以这种“窥斑见豹”的方式作一种选择性的个案分析。纵观《隐形书写》的所有文字,几乎全是这一类的随笔式的片言短语,貌似深刻隽永的心灵鸡汤类的哲思妙悟,加上语言风格上“学院体”的装腔拿调,矫揉造作,表面上看过去非常时尚,很有品位;但究其实,并无多少真正的有价值的思想。看一看它的一些小标题,就大概可以明白其性质所在,如“给痛苦一个名字”“言与道”“稀缺与过剩”“疑似经典”“生活的球体”“隐喻与概念”等,这些文字你可以叫它为散文、杂感,甚至散文诗之类,但就是无法将它归类于文学批评。所以它的作为《文学报》“新批评”的专栏文章的身份,就凸显出一种完全不相容的异类特质;但是,殊为难解的是,“新批评”对耿评论家的这种“异类”特点竟然毫无感知,甚至还为其找到了一条理论依据,在其“编者按”的推荐语中,有这样的表述:
“茨维坦•托多洛夫在《批评的批评》里写到:‘批评并不应局限于对文本的解读。作为批评家与世界、时代、文学对话的重要方式,文学批评不应忘记它也是对世上真理和价值的探索———一种揭示性的探索’。”
说实话,在下孤陋寡闻,不知这个茨维坦•托多洛夫是何方神圣,他的《批评的批评》又是怎样的文学批评经典性文本,但可想而知,这一定是学院派批评家奉若神明的某位新理论权威的代表作。姑且不论这位新“神圣”的学术价值如何,仅从所引用的一段文字来看,引用者对这段文字的引用就可能有断章取义之嫌,理解上也可能存在某种误区。虽然我没有读过这个茨维坦•托多洛夫的文章,也不明白这段文字的语言环境,但我敢断言,他所说的“批评并不应局限于对文本的解读”所包含的意义首先就应该有立足于文本这一前提,只有在保证这个前提的条件下,才可以展开“不应局限于对文本的解读”,才可以实施文学批评“对世上真理和价值的”“揭示性的探索”,也就是说,批评家无论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中想做怎样的“揭示性的探索”,但这种探索却必须是依附于文学作品文本本身而发的。如果完全缺乏文本基础,而只有即兴式的海阔天空般的议论、妙语哲思,那么,文学批评与所有的具有“揭示性探索”意味的散文、小品、随笔、哲学思考一类的文字又有何区别?而耿评论家的《隐形书写》就正是这种完全缺乏文本基础的随意式的“哲理”随笔、小品类文字,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提到任何一个作家的名称,也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的内容无关,这如何可以称之为“文学批评”呢?
《文学报》“新批评”创刊四年以来,一直以它反“学院体”的“真诚、善良、锐利”风格给当前的“文学批评”论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爽利之风,为自己赢得了大量的读者,并逐渐在批评界享有盛誉;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新批评”在步入佳境的同时,却突然出现了这种有违初衷的“自捣乌龙”行为,曾经严词拒绝的“学院体”竟然堂而皇之地被“新批评”奉为至尊上客,且为之涂脂抹粉,这“学院体”的病毒究竟是何时感染并改变了“新批评”的初衷的?这真是一个让人莫名感慨的遗憾!
“学院体”最大的弊病就是故弄玄虚,矫揉造作,以“学院体”的“弯弯绕”文字游戏方式装腔作势,舍近求远,化简单为复杂,变明白为晦涩,有话不肯好好说,玩弄名词术语,故作深沉,以掩饰自己思想的平庸。为让读者再见识一下“学院体”的故弄玄虚,我再引一段耿评论家获得“新批评奖”后的获奖感言的开场文字(刊于2015年6月4日《文学报》“新批评”),作为本文的结束:
“某种状况常常让人陷入沉默。一次出门的时候我想,心中的第一个句子藏在哪里呢?如何我才能够再开口说话呢?既然话语是这样的软弱无力。
  每天每天浏览信息,了解那些令人愤怒不已的并不明朗的事态,伴随着的是语言的平庸性,在关切着社会诸多状况时,语言已经在和它一起堕落。”
多么矫情的“诗人”的“沉默”,多么令人莫名其妙的“愤怒”以及和“语言”“一起”“堕落”的“社会诸多状况”? 是诗人在深沉的抒情,还是哲学家在为世象担忧?我不知道耿评论家在这里究竟想表达什么?真希望有人来为我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