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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的高潮(30)共产与极权,对于人民公社的分析思考
30共产与极权------对于人民公社的分析
毛泽东有一个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他认为,先进的生产关系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其实,这个理论原则这在一定限度之内可以发挥作用,如果将其无限地发挥到极致,那就适得其反了。什么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呢?毛认为,公有化程度高的便是先进的,公有化程度最高的便是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因此,从1953年开始,他写了《关于合作化问题》的小册子,推动了农村初级社的全面发展。1956年他又为《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下了无数按语,全力地促成了农村高级社的全面发展。到了1958年,他又发出了“还是人民公社好”幸运赛车平台的伟大号召,使农村人民公社的公有化程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然而生产力呢!生产力仍然是老牛、木犁、铁锹、锄头、镰刀、土筐和原始性的手工人力!
实质上,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公有”就是“官有”;“公家”就是“官家”;没收“归公”就是“归官”。因而所谓“全民所有制”就是“国家所有制”,就是“官家所有制”。在这种以“公有制”为名义的“官有制”的‘先进’生产关系中,在1953年初级社时,农民土地可以入股分红,因而公有还不包括土地,到1956年高级社时农民则完全失去了土地,到1958年人民公社时,农民不但失去了土地,就连车马,农具,房产甚至自留地、猪羊鸡------都被公有化,都“归官”去了。土改翻身的农民现在只剩下了赤裸裸的一双手,而这一双手也已经不归自己所有了,而是叫干啥就得干啥,叫怎么干就得怎么干,叫啥时干就得啥时干。农民的劳动权也被公有化去了。翻身农民完完全全地变成了名为公家实为官家的雇工!这种“雇工”只有秋后可以支付口粮的“工分”,绝对没有及时支付现钱的工资!至于这‘工分’是否与农民的劳动等值,那是谁也不敢计算的。
公有制比私有制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可以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这种理论在1956年大搞农田水利时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因为大型水利工程是跨越初级社,甚至是高级社的界限的,只有在更大规模的人民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情况下,才能兴建更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同时,大型工程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完成,这绝不是小社小队所能承担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使土地更加公有化,使劳力更加公有化,使一切物资更加公有化,才能无偿地统一调动一切土地、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完成大型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这就是公有化程度高的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道理。
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就在于政社合一,使党政工青妇、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都统一在一个大社中这样就能够集中统一地使用一切土地和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完成个人和小社不可能完成的大事业。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点就在于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道理。这种社会组织使我想起了中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把政治、军凤凰彩票事、生产统一为一个社会基层组织的办法。如蒙古、契丹、大金和满族的“猛安谋克”和“八旗制度”。正是这种行政、生产、军事三合一的组织形式使古代北方草原民族能够强大起来进犯中原,甚至还能够建立王朝统一天下。现在毛泽东把这个办法又拿出来了,希望能通过这种办法使中国强大起来,发展起来。因此人民公社被定为“三面红旗”之一,是神圣不可怀疑的。
其实人民公社的最大特点就是体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浜莫非王臣”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符合家天下、党天下,私天下的个人意志。因为在公有制的情况下,不唯土地为帝王所有,连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人身和劳力及其思想也是官家、皇家、公家所有制。从此以后,最高掌权者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号令天下,任所欲为,人民则成了“王臣”,土地则成了“王土”。而公社则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本单位,成了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细胞。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中国的封建主义集权制的完美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超级垄断的军事封建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最大优点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一条真理。因为在东方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只有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才能建立起庞大的统一的强大国家。在这里专制独裁的中央集权或者极权制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这种能够集中统一调用全部国力的制度,倒真能办成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事。历史证明,许多从落后发展为先进的国家,从封建主义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从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的国家,都是借助于这种集中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才能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的。与此同时,一些中央集权的独裁者也因此成了伟大的历史人物。如英国的克伦威尔,法国的拿破伦,德国的陴斯麦,俄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近代历史上南韩的朴正熙,台湾的老蒋小蒋,香港的港督,新加坡的李光耀--------都是借助于高度集中统一的权力才办成了促进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大事的。
现在,在中国五十年代后期,已经建成了党政军三统一的,土地、人民和思想完全公有化的人民公社制度。在人民公社中,实行了“四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家务社会化,已经是完完全全的统一了凤凰彩票思想,统一了意志,统一了行动,在统一指挥之下,的的确确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了。在1958年,中国雷厉风行地完成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人民公社这个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开始了全面大跃进,进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发展的历史时代。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城市农村,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通盘悉数地在思想上被统一起来了,在精神上被激励起来了,在组织上和行动上被调动起来了,形成了浩浩荡荡,轰轰烈烈,排山倒海,万马奔腾的汹涌洪流,开始去“办大事”了。
然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实现现代化的这样大事,在中国当时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办法和道路的争论,这就是“土、洋之争”。所谓“土办法”就是广泛发动群众,特别是发动农民,形成大规模的革命性的群众运动,提高准军事化的管理程度,采用古老的、手工的,传统的土办法,生产出在数量和绝对值方面占有优势的古老产品。这种办法,要求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一切力量,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总路线精神,这就是大跃进精神。毛泽东相信,用这种精神再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就能在5年或更短一点的时间超过英国,就能在本世纪末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而所谓“洋办法”就是依靠专家、学者、教授和广大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建立起现代化的大工厂,开发和生产出新产品,实现中国的新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争取在科学技术方面走在世界前面,以此来带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希望通过这种“洋办法”来实现现代化和建设共产主义。
土、洋之争,实质是农民和知识分子之争。共产党在理论上是工人阶级政党,实质上在灵魂深处烙有极为深刻的农民烙印。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国军队实质上是是穿上了军装的农民,中国革命的内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式是农民游击战争,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总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次农民战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起到了改朝换代的作用。胜利之后,脱下军装的农民当上了共产党的干部,成了各个单位的各级领导。由农民来坐天下,治天下,自然要采取农民意识中的土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以农民意识中的平均主义来实现共产主义了。
土、洋之争,农民与知识分子之争,在政治上表现为封建主义集权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之争。这场争论的第一次大规模斗争就是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就是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知识分子们心情振奋,颇有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紧迫感,希望能在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出现了一大批为民请命者、犯颜直谏者、秉笔直书者、舍身求法者、奔走呼号者。他们在“双百方针”的感召下,为科学,为民主,为教育,为文化,为民生,为发展,而实事求是,直抒胸臆,出奇谋,献良策。然而,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他们的深邃思想和语言形式很难为农民和当兵出身的掌权执政者所理解,反而使之生产了夺权之疑虑。这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和“外行可以领导内行”的争论,这个争论最后由骨子里渗透着农民意识的伟大领袖作出裁决:“外行领导内行是必然规律!”。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将55万之多的知识分子打入了地狱,使他们由人变成了鬼。这些成为右派的专家、学者、教授和广大知识分子无论从精神、思想、文化和技能方面来说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但在反右派斗争中中华民族的脊梁骨被打断了。从此以后中国人便患上了软骨症,一些趋炎附势者,奉承阿谀者,随风转舵者,察言观色者,窥测风向者,高唱赞歌者,弄虚作假者,虚报浮夸者,大批大量的左派革命者应运而生。
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便是在农民掌权者大肆批判知识分子的反右派斗争和“批白专、拔白旗”、批判“白专道路”“专家路线”“技术挂帅”“智育第一”的气氛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就不会产生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不会产生三年困难时期的严重后果,因此也不会产生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甚至也因此不会产生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国性的十年浩劫。知识分子“不谏则国危,进谏则身危”。在已经身危的情况下,谁还敢于进谏呢?不同意见没有了,思想高度统一了,掌权者便可以恣意发挥其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了,就可以随心所欲,任所欲为地领导一切,指挥一切了。于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民族灾难就必然要连续不断地一个又一个地来临了。
《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对于封建社会主义的描写:“他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然而当人们看到他们臀部的封建印章时,便哈哈大笑哗然不恭地散去了”。这里说的是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在东方封建主义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中国,这“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变成了一面红旗,这就是粮食的统购统销定量供应政策和人民公社的食堂。当人们听说“人人有饭吃”“吃饭不要钱”时,实在是欣喜若狂。民以食为天,当吃饭有了靠山,有了保证之时,当然要跟着共产党,拥护人民公社,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去奔向共产主义去了。绝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哈哈大笑,哗然不恭地散去”。即使有些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臀部的封建印章,也再不敢“哈哈大笑,哗然不恭”,也只能是奉命讴歌,山呼万岁。
于是乎,便产生了神话一般的疯狂性的革命群众运动,人为地造成了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不但没有像英、法、俄、德、和亚洲四小龙一样利用专制体制完成整个社会和民族的革命性的转变和发展,而且使整个国家和社会发生了复辟性倒退,使国民经济多次陷入濒临崩溃的边缘,使整个民族饱受穷困饥饿和政治运动之苦。
共产和极权,并不是绝对的坏事。如果是英明伟大的领导者,以铁腕手段,执行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方针政策,就能够集中力量完成推动民族发展的伟大事业。相反,如果是小人得志,穷人乍富,就会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认为有权就有一切,就会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违背客观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就会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随心所欲,任所欲为去办自以为是的‘大事’,这就必然造成巨大的社会浩劫,形成无可挽回的民族灾难。
愈是极权便愈是共产,愈是共产便愈是权极。封建主义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二位一体,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策对头,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则国家民族有幸可以兴旺发达,如果执政方针逆历史潮流而动,无视自然好社会的客观规律,必然是国家民族的大灾难。须知希特勒也是以“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手段而形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因此才造成现代历史上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危害全人类的巨大灾难的。而英、美等国家则同样是以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统管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前苏联也是充分地利用这种政治集权经济公有的体制才能够使一个落后的俄罗斯帝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可与美国争雄的世界超级大国,并且经受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而我国则是在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下由愚昧而疯狂,由疯狂而贫困,由贫困而更愚昧,造成了一个不断升级的‘越穷越革命,越革命越穷’-的恶性循环。能否充分利用这种政治经济体制的优越性,遏制其危害性,其原因只在于执政党领导者的思想水平和它的方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