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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读书人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读书人考

第三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读书人 (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读书人来源:一是民国在大陆留下的“遗老遗少”,一是新中国自己培养造就的姗姗群星。常宁在民国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受过高等教育的约300多人,1949年之前已弃世一些,受过高中教育的也不过数千名。新中国1950--1990年40年间,共培养出高中毕业生42,352人,还培养出大专学生约3,000余人。从数量看,较之过去增加了十倍,应是大有进步。但从质量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如果和时代进步要求相比,差距就更大了。原因复杂,这就是本题所要探求之一。截至1997年共48年间,分两章写,本章写到1979年前30年止,下限写到改革开放的18年。有的还止于最后定稿时,兹分别叙述之。

第一节 迎接新常宁的先锋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们好喜欢!......”
“山那边哟好地方,一片稻田黄又黄!......”

民国38年(1949)上半年,这些歌声已在常宁城乡飘荡开来,意味着解放大潮就要冲来了。
毛泽东著的《新民主主主议论》油印本在知识阶层如获至宝地传诵着,在专制独裁的长期压迫下争民主、反独裁的爱国人们总算熬出头了。
因为长期烽火、政府腐败、社会动荡、通货膨胀、失业大潮、沉重赋役,如何挽救国家民族命运,对时事嗅觉最为敏锐的爱国读书人首当其冲。
如果说1926年投身“农民运动”的常宁读书人是追求光明的首批先烈,则23年后的1949年就是常宁读书人与其它各界人士共同解放常宁的先锋。他们为追求理想、追求光明、追求自由民主,前扑后继,接着先烈们的接力棒迅猛向前。当时38万人口的常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组织就有六个:
一支以李峰为首的“中共常宁文教支部”,主体成员是青年大中学生。
一支以欧阳成为首的“中共常宁北乡支部”,主体成员是小商和农民。
一支以李纶玉为首的“中共常宁烟洲支部”,主体成员是小商和市民。
一支以吴集贤、刘世辅为首的“新民主义革命青年先锋队”,主体成员是大中学生和中小学教师。
一支以周松茂为首的“中国民主同盟”,主体成员为大中学生和士绅。
一支以邓秀金、在乡军官邓竹修、刘湘辅为首的“湘南游击纵队一支队”,主要成员是民国政府时的在乡军官和绅士。也有一些大中学生。
以上六股革命势力,不放一枪,未损一物,社会有序,人心安定,在中共南下工作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踏进常宁土地之前,和平解放了常宁。迎来中共南下工作团,成立了中共常宁县委会和常宁县人民政府。在中共常宁县委的领导下,参加了接管旧政府、建设新政权、征粮支前、清肃反动残余,做了大量的艰难险阻工作。当时中共派来的南下干部只有83人,几乎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又是人地生疏,语言难通。而这批本地革命者,除了两支队伍人的文化素质较低些外,本文是写读书人,不在题义。其它4支则多是读书人。(关于起义的绅士、和原有官员在第二节中专述。)
当时百业待兴,需才孔亟,而这批队伍,年轻热情,有文化,有理想,熟悉本地情况,照理正是建设新常宁不可多得的力量。可是不久,一部分人无人挽留而远走高飞;一部分人虽然一度被中共常宁县委暂时用了却又分化调离外地;剩下的又被相继清洗出党政部门,但是许多具体工作确因还要一点笔捍子,便藉故清出了党外,内部限制使用。加以连绵不断的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又把他们整得九死一生。当然这批热血青年,不是说就没有缺点和错误,因为民国时期的读书人,不管他们是什么家庭出身,他们是受的爱国、自由、民主教育,饱尝国家内忧外患的切肤之痛,对国民党统治者的独裁厌恶,对人民的贫穷受欺而难过。他们的思想基本还是平民思想,也可以说是平民知识分子。既有改革社会的理想与激情,但由于涉足社会少,还很幼稚。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激情有余,理智不足,思想容易左右摇摆而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在所难免。几乎近代中国读书人改革家,包括许多先驱共产党的多数领袖,犯这种毛病的人,还大有人在。这些缺点,只能在革命的大潮中去学会游泳,似乎不宜因其存在缺点而将其革命热情棒杀掉。因为不但暴力革命时期不能少了知识分子,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更是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当时社会曾经流传着“早革命不如迟革命,革命不如不革命,革命不如反革命”。在人们的意识里认为革命先锋们还是这种下场,其他读书人还有什么希望呢。一群失去希望的人天天如履薄冰,人命微贱,朝不保夕,还怎能去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全面胜利这一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思想在军事领域、政治领域的权威无可比拟。但是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并不十分理解,树立毛泽东思想全方位的绝对权威,就成了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可知识分子对这一大气候却缺乏清醒的认识。原来为争取自由、民主而投入革命的进步思想,现在都要重新接受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洗礼,原有革命的法宝争民主、争自由,一夜之间就都变成了对立面,正确的东西固然应该接受教育,错误的东西压着被接受,除非扭曲个性做“驯服工具”,就难以容身。建国前,知识分子主要还是被争取的对象,建国后,一下子就变成了改造对象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多年后反思,革命先锋们原来真诚地把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的是一个崭新的祖国,那里将有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真正实现,科学和文化事业的伟大高涨,人的精神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明显提高,人民的自由劳动和普遍幸福。可是在前30年的日子里,尽管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某些重大成就,但是总起来看,民主和法制不是得到加强,而是遭到越来越严重的践踏;个人崇拜和专权,不是得到了抑制,而是越来越泛滥成灾;极左思潮不是得到了克服,而是被政策化、法令化;所谓铲除了封建主义,而实际上许多封建毒素还在加速发酵,国家和人民不是富裕,而是仍然贫穷落后......这一切的一切,不能不使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的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焉!
幸而中国共产党内有识之士年过古稀的邓小平东山复出,眼见前段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方法,至使中国积重难返,深感自己在日苦少,没有时间等到全体人民对历史的是非一一争清,必须用改革开放先发展经济做几件拯救党、拯救国家、拯救人民的事情,留下一份通过自己实践检验的理论,给后人开辟了一条正轨的快车道。正是为了实现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都久已盼望的现代化,特意下了一着妙棋,首先给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掀起一个全民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大潮,不但让死者、老者有以慰藉,特别是让来者有了做人的动力。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充分调动读书人的积极性,就是调动最大的生产力。通过平反后的读书人,在人生的黄昏时节,仍思有所作为,对反思历史更加深沉,没有时间叹惜,实际上还在拼搏,电视连续剧《潘汉年》主题歌有句:
有人说你比泰山还要重,
有人说你比鸿毛还要轻。
苍茫大地可作证,
人间处处重真情。
可为一切有志于改造社会之士存念。在此略举迎接新常宁的几位读书人代表,其他分别在有关章节中记叙:
李峰:1949年才23岁时,在学校即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风云突变,他回乡组建了中共常宁文教支部。新中国成立初,在常宁自己还非常缺少革命读书人的时候,1953年就从中共常宁宣传部调去衡山三中任校长,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消职务,开除党籍、干籍,最后流放农村,受尽人间折磨。1979年才撤底平反。
在他这个组织里的张寄祥、萧一湘、张兴等先后长期蒙冤受屈,遭到开除党籍,或开除,或坐牢,即使有的留在岗位上,还是“内部监督使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富强,忍辱负重,他们一颗爱民之心从未稍泯。有位詹益之,家庭中农,父亲又是农运时的烈士,正在急需人才之时,也调去外地,他原对家乡作的贡献之梦,也便告吹。只得再考入武汉大学,从事科研工作,总算得到善终。一向正直寡言脚踏实地工作的彭遗谷,刚安排上宜阳镇镇长位子,1956年肃反,虽然查不出什么问题,还是不能重用,调到衡阳地委当理论教员,最后从正科级职位上转调去衡山文化馆坐个股级馆长的椅子。扭曲了个性,才免于成为阶级斗争的直接对象。
1949年首先加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青年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的吴集贤、刘世辅、李久成、张庭瑞、唐仲山等等40多人,本是革命先锋,新中国成立后,奇怪!竟然把这个组织内定为“反革命组织”。主要成员先后受到残酷斗争,戴上各色反动帽子。或开除回乡改造,或坐牢,九死一生,受尽煎熬,被阶级斗争这块筛子筛去了他们的黄金岁月,可贵才华。例如第一位民先队成员吴集贤,1950年刚把新华书店牌子挂起,架子搭起,就被取消他的经理头衔调去教小学,1956年肃反运动中,跪在碎玻璃上挨批斗,鲜血直流。捞不上罪证,1957年再打成“右派”,开除回乡,直到80年代后期才平反。唐势豪与妻彭含球双双打成“右派”,劳教3年后,正当农村饿死人的时候,夫妻双双被清洗回乡,彭被迫自杀,而唐于1967年“文革”中再打成“反革命”,判刑10年。直到1979年后才平反。常宁唯一一座县立初级中学,民国时期的教师,几乎都是大学生,解放后,只剩下两个大学生教师,又把这位大学生校长刘世辅调去长沙,1957年这位清华大学高才生校长又被打成“右派”,开除回乡20余年,人才的价值已经磨尽。唐仲山,50年代的中共常宁县委宣传部主办干事,1957年打成“右派”,开除后无法安身,举家逃到新疆打工,又作外流分子抓回,年过半百靠拉板车营生度日。初步平反,还把个大学生放在农业局看门送报纸。
周松茂:1949年27岁,常宁“中国民主同盟”建立者。创办《民主报》,参与策划组建“湘游一支队”,任“常宁县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主任,在公安局肃特中做了重要工作,岂知1953年被开除并判刑。释放后,搞了几十年的搬运工挣扎生活,直到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省里出面干预,才得平反这段苦难历史。
民盟成员尹名宛,县中有才气的教师,参与组建“湘游一支队”,任政治部代主任起义。1950年离常去衡阳师范教书。1956年肃反被捕,判刑15年,病危放出,妻子不敢明留,安置在附近农村一个灰屋,饥病惊恐交加而死,死时才30岁!
黄金有价,知识无价,谁又能算得清呢!

第二节遗老遗少

解放前夕,常宁在外青年、老年读书人纷纷返回家乡:一种是已经毕业或在校的热血青年大、中学生,其中一批回乡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欢迎解放的到来,也有直接在外地就参加了新中国的各种工作;一种是民国时期的文武官员,其中不乏暂避风头,侍机东山再起者,但是绝大多数也看到大势所趋,厌倦宦途,不想随国民党去台,或者不是蒋介石嫡系,而被抛弃大陆者。他们一面痛感国民党腐败无能,一面对共产党能够深得民心有所敬佩,但又有怀疑、观望、恐惧;还有一种是落叶归根这个更深层次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安居田园,当遗老以终余年。一些年纪还不大的官员,他们还在向往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总有不少遗老遗少只要你不公开反对新朝政府,还是任其安享田园,甚至还要从中选其有用之才,以资新朝之用。况乎清朝著名学者王夫之于反清复明失败之后,犹能让他隐居常宁西庄园3年,著书讲学,只要他不再造反,清庭也不加害遗民,以后还让他返回衡州船山书院讲学,著书立说。因为清朝满族自己也深知比汉族文化要低,不任用原有高文化的汉人,是难以巩固和发展他的统治的。于是启用降将洪承畴当了他的宰相。至于早已回乡多年的官员,都已年到古稀左右,只求苟全性命别无它念了。
岂知共产党改造社会,与以往完全不同,它是以非彻底砸碎旧社会的一切赖以生存的基础不足以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为已任。一切历史的旧经验都不管用了,连知识分子统统划到资产阶级范畴里去了,所以都成了革命的对象。
于是1949年底,人民政府开展证粮前后,大批“遗老遗少”纷纷逃出或出走,绝大多数走往台湾、香港或他乡,逃往台、港的专员、县长有:刘水楼、周仲衡、萧冠群、邓静安、曹启祚、李卧南、秦镜、秦绶章、郭吉兴、萧新民等10位。留在家里的原政府科局长以上者,或杀或关或管几乎都被镇压了。

县长中参加起义者据笔者不完全所知有5人:1949年刘民英,58岁在沅江县任内起义后,继任两月被遣归,1951年在家乡被镇压。46岁的唐伯钧,1949年在家乡教书时加入民盟,任常宁迎接解放联合会主任。年底召开首届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唐以开明绅士参加。1950年任职一年县公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算是遗老中再受用者。1952年土地改革运动中被镇压了。51岁的邓达五于1949年参加民盟,经常在他的公馆里密谋起义,1951年被镇压了。50来岁的周礼,在县中任教多年,1949年参加民盟,新中国成立不久也被镇压了。这4人直到中共1978年11届3中全会后才予平反。民国时期人们常称倾向共产主义的县长曹启祚,字景升,民国初年,考取河北钜鹿知事。素以清廉见称。常扶持清贫者读书。抗日战起,年将花甲归来,更家无恒产,常向人借贷与起会支持生活。在未解放之前,就常在乡间宣传共产主义如何如何好,初闻常宁解放大喜。1950年曾受其扶持者老红军干部曹亮接去香港。1956年曹亮因特嫌被捕,5年后的1961年,景升也就无人照顾辞别人间。郭彝尊,抗日前的老县长,返乡多年,潜心自学中医,成为良医,为乡人爱戴,解放来镇压了。专心致志研究学术的古稀老人尹桐阳,被关押后病逝。幸运赛车平台退休了的留日生工程师尹庶完,1950年关押在区公所里,为建造区公所设计完成后因病重才放回去死。
常宁末代县长48岁的欧阳耆,原是1949年回乡团长,民国38年8月起才当了两个多月县长,同意“湘游一纵一支队”起义,整齐衣冠,出城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算是投降了。办了移交后即被关压,1951年被镇压。
短短38个年头,常宁产县长人数之多,破了常宁历史纪录。当了几十年官,不能说他们中没有丑闻,但也不能说他们中没有高明的治国经验,可惜余生也晚,很少知情。这批人中,会有罪大恶极者,但是大多数还是有爱国之志,只是在政局的风云变化里,各人的选择不同而已。从社会发展最可贵的生产力角度视之,常宁从封建王朝解体后,民国花了38年的时间和金钱积累起来的知识资源财富,才获得这笔文化遗产。从知识资源角度来看,也算一笔损失。因为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一朝一夕、一点一滴地在历史长河中积累起来的,没有积累就谈不上发展。
民国时的法界人物,解放一来除了转移港、台者外,基本都被镇压了。民国时期常宁法界最高官员邓静安,民国38年加入民盟,参与常宁和平解放。传说常宁派民兵赴省城捉他,解到衡阳住在河街同发祥旅社,旅社老板娘诱开民兵,让邓逃离,去了台湾,已年过花甲,也就赋闲了。有位周本仁,1949年由云南地方法院院长任内绕道至香港,支持中国航空公司的两个儿子参加“两航起义”。随子回大陆返乡后,竟被乡干部枪杀了。1988年平反。民国时期一位法律大师郭卫,1949年他没去台,定居杭州寓所赋闲,为了生活,经营酱油业以终。
民国的军官中参加起义的将军12人,团长3人。除了民国时期已经去世和去台港87人,(其中军长1人,少将副师长9人,团级9人。)以及4位起义幸存者外,几乎都被镇压或先后被害者。直到1988年以后,凡是错杀或被害者,才得以平反。民国时期的宪兵副司令吴天鹤在成都率部起义后,安排在西南军区高参室。1970年“文革”中迫害至死,1979年重庆市委才给予平反,恢复名誉。民国中将吕辛叔早于抗日初即回乡当士绅,1949年参加常宁和平起义。解放后被镇压。
起义人员中有位少将副凤凰彩票师长刘湘辅,打仗很勇敢,抗日战争负伤三次。1949年在家乡参与组织“湘南游击总队第一纵队一支队”起义,任副司令员,解放后被镇压。师长欧而农,1949年在四川起义后还暂任师长,1952年判刑15载,因病重假释殁于家。少将副师长唐南薰,民国37年冬,随傅作义起义于北平,暂任师长,于次年3月回乡被镇压。62师师长夏日长,1949年8月随陈明仁在湖南起义,旋遣散回乡,1953年判死刑,再改无期,1971年病逝茶陵劳改农场。少将副师长袁峙山,这位曾经参加台儿庄抗日战争后又随傅作义于北平起义的军官,回乡后被镇压了。师长易芳煜,民国38年参与程潜湖南和平起义后被遣散回乡,土地改革时,在家被逼,夫妻双双同吊死在一根绳上。詹达山:黄埔二期生,南京军官总队少将区队长,1949年在家乡参加“湘游一支队”起义,任副官主任,也被镇压。
民国师长周上凡因共产党嫌疑,就遭过国民党几次迫害,起义初,被安排在湖南交通厅工作,1953年肃特运动中判刑10年。1960年特赦,当工人10载。1978年平反,调任湖南省航运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再任省政协常委以终。一家兄弟两位抗日烈士,一兄受伤,一兄失踪。当了团级军官的陈振谓,随陈明仁在湖南起义后,却被关进了牢房,牢房出来,再当了几十年煤矿工人才以起义人员退休。
起义人员中还有三位将军:邓竹修:黄埔五期生,“八.一三”淞沪战役升副团长。民国33年回乡,在祁阳潘家埠截获日军一个师团的军用物资49船,光复后升团长、少将副师长。准海一役被共军俘获遣散回乡,任县自卫总队副,组建“湘游一支队”起义,任司令。和平解放常宁有功。先后任衡阳军分区参事,“文革”时被清洗回乡,平反后,仍任市水电局副局长,晋市政协副主席。李田,(1910--1987)黄埔七期生,历任参谋长、纵队司令、政治部主任。民国31年秘密投共产党,民国38年于上海率部起义,转业浙江省工业厅任处长。“文革”虽被审查,但能善终离休。罗召南:(1907--1990)军需主任、高参、专员公署主任秘书。随陈明仁起义,以湖南省政府参事善终。这四位是起义人员中之幸运者。
被镇压的起义将军,直到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除袁峙山、易芳煜二人外,都相继平了反。

A,起义将军11人名表

李田 罗召南 邓竹修 吴天鹤 刘湘辅 欧耐农
夏日长 唐南薰 詹达山 袁峙山 易芳煜

B,解放后未起义被镇压的将军14人名表

周得山 杨请婴 李国桢 陈铁文 吴庆贤 唐别山吴大中
吴佑平 吴虎飞 唐谋轶 胡慕岳 李 辉 欧阳少筠 郭宗尧

新政府起初,对于起义的原民国党政军人员及士绅们虽然有“革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但是还是“在劫难逃”,遭到镇压。其实对于以上这些人若能不用“政治运动”打击,一开始就用法律为准绳,即使暗藏反动分子,一旦发现有现行破坏行为,立即依法制裁,可能减少差错,既能服众,又有利于保护生产力。尽管共产党中央认定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知识分子参与,但是有些人在实际里似乎认为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就可以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了。镇压一扩大,不但被受害者个人受到严重摧残,而且增加日后平反困难。而且一时科学、技术、文化受损,国家建设滞后,损失就难以胜数了。
至于青年大、中学生,都纷纷往外寻找出路。都有各自美好的梦。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时候也亟需建设人才,弄理工的还是多容纳到工矿企业中去了,但是弄文科的则很难找到职业,多数参军到部队去当文化教员,即使进到政府,不久也多清了出去。于是多数进了学校之门,操起他们的老师旧业,过起教书生涯,不少人才华横溢,替新中国建设、培养新苗立了出色的功勋。如张祖绅,年方而立,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博士学位,任教授和研究员。1958年返国,担任北京科技学院研究员兼中国科技大学教授,1964年复去美国。是读书人不爱国爱乡?何以他们还要回国呢?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常宁首届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堂上,有四位士绅坐在代表席上,其中有两位白发斑斑年届花甲老人,散会后,两位中年就离开常宁,去了台湾。既保全了性命,又有所发展。1951年这两位年老士绅代表参加了常宁公产清理委员会,还当了副主任。不久,一位以反革命罪被镇压了。直到三十多年后才平了反。另一位幸存者,成了常宁唯一一位老读书人统战对象,一直坐在人民代表席上。此人名叫萧云耕,因为长子是1927年农民革命时的烈士,本人又是无党无派,便以开明士绅、烈属资格成了终身人民代表,直到1973年以87岁逝世。但是为了打退地主阶级在民众中的威望,还是坐了十几天牢房,再带回乡里接受群众斗争。以后一直以中医为业,所谓代表,也仅仅挂个空名而已。“文化大革命”一来,年已80岁,虽然也没有批斗他,但是每月只发他10块钱,说不清是退休金还是生活费。这位一个县的唯一一位开明士绅人民代表,终因生活无着,饥饿贫病交加中离开人间。以后常宁修新县志,把这位常宁唯一一朵统战之花盆也扫掉了,在常宁历史上的统战政策“飞白”一角。